至于第三点批评，事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美国的政治僵局令投资者心中产生不确定和不信任感。更糟糕的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政治体制运作失灵。

　　埃斯瓦·普拉萨德：政治僵局和无力制定政策，对美国经济及其政府债务造成了信心上的打击。然而，当前尚不存在可行的替代货币，在可预见的将来也还看不到能取代美元的货币。美国的政治问题将促使投资者在全球寻找新的投资渠道，但对于外国央行来说，要极大地分散其储备资产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少有哪个国家拥有美国如此具有深度和流动性的金融市场。

　　迈克尔·摩尔：布雷顿森林体系解散以后，美国不再承担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义务，但仍然主导着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秩序，美元仍然是关键的国际货币，目前全世界储备货币中超过60%仍是美元。

　　人民币国际化与“去美元化”有无内在联系？

　　美元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去美元化”的过程。不过，美元霸权尚处于鼎盛时期，不仅垄断了国际金融范畴的资产价格，甚至进一步扩张到资源、大宗商品以及农产品的所有商品价格，真正意义上的“去美元化”还很遥远

　　景学成：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去美元化的过程。

　　首先，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国的经济政策不可能闭关自守，其货币也不可能长期闭门自用。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人民币依然为不可兑换货币，带着深深的发展中国家货币的烙印，并且一直和美元挂钩联系，那么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元的附属品，或者说中国的人民币实际上是美元化了。

　　其次，中国外汇储备的大规模增长实际上是一个美元化的进程，尤其是当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完全或大部分来自外汇占款时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随着中国采取措施降低贸易顺差，减少政府投资、增加消费，推动企业“走出去”和外汇储备合理运用，即实行“去美元化”，中国的货币供应才又回归国内经济发行的正轨，中国的货币政策才又恢复自主状态，但及至目前为止，还不能完全摆脱美元化的拖累。

　　最后，众所周知，美元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美元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的主要国际货币责任和国内经济政策取向存在内在矛盾。这只能通过战略创新、政策博弈、市场修正，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既有格局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运作规则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就是对美元这种内在矛盾的一种积极修正。因此，不能把人民币国际化解释为中国想要分享美元垄断地位所得到的铸币税，这无异于说人民币想获得美元霸权利益，甚至想成为超主权货币。

　　谭雅玲：美元霸权尚处于鼎盛时期，不仅垄断了国际金融范畴的资产价格，甚至进一步扩张到资源、大宗商品以及农产品的所有商品价格，美元定价与报价全面扩张，在此背景下讨论“去美元化”还为时尚早。

　　美国预算僵局是美国利用全球资源调动市场心理的一种手段。美国已经感到美元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正在想方设法应对挑战和规划战略，即排除货币竞争者，以美元特权重新架构国际金融新体制，即美元为主，黄金、石油为辅。美国已经储备全球最多的黄金与石油，这是强势美元的基础，“去美元化”遥遥无期。当前需要关注的是人民币如何在强势美元货币体制下进一步走强。

　　其他货币国际化的过程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无镜鉴作用？

　　成为强有力的国际货币，是经济崛起大国货币的必然规律。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依托美元的国际信用增强自身信用，持续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跨境交易结算中的份额和定价能力，扩大国际国内金融市场人民币与国际货币的交易规模，提升人民币在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比例

　　谭雅玲：美元和英镑的经验在于，它们一直追求份额增加和影响力扩大，前提是制度健全和市场完善。欧元和日元的教训是操之过急，不顾及经济基础、政策与机制框架的货币运行。货币自由兑换不是简单价格或市场开放那么简单，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以价论质。更何况自由化货币不仅要具备经济实力，还要具有金融实力。

　　货币制度的健全与高效是货币价格的基础。美元是有明确和清晰的货币组织框架和构造，进而美元霸权意愿和宗旨可以得到实施与发挥。反观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8年来，至今并未呈现清晰的制度框架和构造，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是空中楼阁，市场参数始终单一盯住美元，并集中美元交易投资储备为主的局面。中国虽然目前呈现投资海外高潮、消费海外高潮以及人民币走向海外高潮三箭齐发的局面，但由于人民币被预期于升值，并未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迈克尔·摩尔：任何一种货币的国际化，首先必须具备的就是国际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国借助黄金增强美国的国际信用；现在，美元一直发挥着国际货币媒介和储备货币功能，某种意义上也还起着曾经黄金的作用。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依托美元的国际信用增强自身的信用。

　　在过去1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只有两种储备货币。一战之前，英镑占据主导地位；在接下来至今的100年里，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主要储备货币。英镑曾经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其汇率与英国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在高利率和高汇率的情况下，英镑被不断削弱，只有降低利率和汇率才能改变困境，但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能够随意降低英镑汇率。

　　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点是可以像美国一样发行债券，在国际贸易中也能减少汇率损失，但是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种汇率与实体经济脱节的情况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景学成：现存的国际化货币，大都是以可兑换性为基础的发达国家货币，或者说国际化货币的概念，是由民族国家的货币加上其在市场意义上的国际市场的可兑换性所构成。一种货币如果不能自由兑换，其在国际范围内的接受程度和交易规模必然有限，难以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进入别国的国家储备池。

　　不仅如此，不可兑换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往往被看作跟随性货币或高风险货币，投资者不会长期持有该种货币和以该种货币标价的金融资产。一旦该国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人们会立刻选择其他国际货币取而代之，该种货币立刻呈现为一种“过程性货币”状态，就如同今日之国际金融市场上，相对弱势的国际货币往往被投资者当作是过程性的套息货币一样（甚至连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在2009年末也担当过这样的角色）。

　　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是英镑和美元独占国际货币模式的简单复制，但成为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又是经济崛起大国货币的必然规律。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路径和举措是：持续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跨境交易结算中的份额和定价能力，扩大国际国内金融市场人民币与国际货币的交易规模，提升人民币在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比例。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还有哪些功课要做？

　　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的关键在于实体经济。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国际流通量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意味着中国将从对外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应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维持一定的资本控制是其中最重要一环

　　谭雅玲：当前人民币改革与发展的着眼点是健全汇率制度，使得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机制有所作为，并非简单用人民币国际结算手段替代。目前我国是人民币结算量激增、贸易出口下滑，两者之间不匹配严重。因此，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的关键在于实体经济，只有经济具备实力和势力，金融才有地位和资质，货币自由兑换才会被接受，不能将汇率改革开放的顺序颠倒。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不应操之过急。资本项目开放的前提是市场完善、自己做主、控制有余、交易理性、技术充分、产品合理、结构均等，我国尚缺基础。

　　吕克·范拉霍温：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国际流通量问题。人民币应该是国际流通的，并且在任何地区实现无限量供应，这样才能保证人民币价格不会因任何一单交易受到影响。为达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实现国际收支从“双顺差”转为基本平衡，再转化为逆差。这也是将“积压的”人民币从中国的银行金库拿出来并投向海外的长久之计。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意味着中国将从对外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　　

　　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会带来中国进出口政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金融市场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注重国内需求。中国政府正在实施一个“宏大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落实一方面由政府来全面统筹，另一方面也会让市场力量来驱动。一方面中国在力推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期待资本从中国流出来，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优惠政策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以及更容易获取人民币。中国作为货币供应方，西方国家作为货币需求方的格局已经形成，只要这种共赢与需求足够强大，最终就能推动人民币实现国际化。

　　在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央行货币互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人民币在境外实现计价、结算和储备的职能，提升人民币的国际接受程度。推动货币互换有助于扩大人民币流通范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如同美国在二战后推出的“马歇尔计划”在金融领域所造成的影响一样，通过货币互换，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从而有可能成为参考货币。

　　迈克尔·摩尔：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下一步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开放资本账户；二是早日实现人民币同世界其他重要储备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完全开放资本账户不能操之过急，可以在未来5—10年的时间内渐进完成，开放过快会导致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对相对脆弱的银行系统造成严重冲击。中国必须先要建立起能够抵御风险的稳固的银行系统，才能逐渐开放资本账户。

　　叶秀亮：2009年以来，中国推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属于经常账户的改革和自由兑换，并不影响中国的资本控制，这是一个很好的改革设计。未来，中国应在这方面做更多推动，待留存于海外的人民币达至一定规模，将会衍生出类似于欧洲美元的欧洲人民币市场，即在海外的人民币借贷市场，这之后就是类似欧洲债券的海外人民币债券市场。切忌过早走到人民币资本账户自由兑换这一步，毁掉中国预防金融危机的最后屏障。经过深思熟虑和足够论证的稳步推进，比未经足够论证和试验的大幅改动来得稳妥。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在于要控制以后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而在中国维持一定的资本控制，将是其中最重要一环。　

　　1997年—1998年之所以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在上个世纪80年代、菲律宾在上世纪90年代完全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以致大量资金涌入，造成其房价、股价及其他资产价格急升至严重偏高水平，同时银行过度借贷。国际投机者在1996年—1998年在远期汇市，以二三十倍的杠杆比率沽空这些国家的货币，造成其汇率暴跌，并引发后续的恶性循环——汇价受冲击造成利率急升，利率急升造成房价、股价暴跌，经济衰退，银行呆坏账急升以及资金外流，而资金大量外流又进一步加重汇价下挫的压力和其后更大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对资本自由流动的盲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国际货币经济学中著名的“三元悖论”指出，任何一个经济体必须在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中三选其二。中国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其国内需求，也需以缓慢升值的汇率政策来减少投机流入、保持较高经济增长和确保一定的外贸盈余，以实现强国之路。

　　（本报记者吴成良、白阳、崔寅、孙天仁、王慧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