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博

　　面容清癯，身材颀长。演讲时，不紧不慢，一丝不苟。接受采访时，习惯沉默片刻，然后徐徐道来。这是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留给记者最深刻的印象。

　　今年70岁的西姆斯出生在美国华盛顿特区。1963年，他从哈佛大学数学系毕业，获学士学位。随后前往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研究生。仅仅一年后，他返回哈佛大学深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的人生轨迹再也没有离开美国东北部。从1990年起，他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88年，他成为美国文理学院院士，1989年，他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40多年研究生涯，西姆斯一直关注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与政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提到，西姆斯以“向量自回归”模型为依据，研究出分析经济状况如何受短期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的方法，“这种基础分析工具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被广泛应用，将对解决眼下欧洲债务危机等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当下，欧洲依然未能走出债务危机阴影，美债又存在违约风险，日本量化宽松政策效果日益显现，“金砖国家”经济增速放缓。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格局，这位宏观经济学家又将作何思考？

　　10月29日，西姆斯出席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的第九届Dynare国际研讨会，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认为，世界金融危机的形成因素很多，既有对担保债务凭证的滥用，也有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非理性行为。而身为宏观经济学家，他本人并没有准确预测危机的神通广大，只能尽其所能，预测、解释宏观经济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以提醒政策制定者加以注意。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表示：世界金融危机的形成因素很多，既有对担保债务凭证的滥用，也有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非理性行为。而身为宏观经济学家，他本人并没有准确预测危机的神通广大，而只能尽其所能，预测、解释宏观经济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以提醒政策制定者加以注意。

　　我们至今还没真正弄清“钱”究竟是什么

　　文汇报：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您发展了一种分析经济如何受政策临时变化影响的方法，很多研究者通过这一方法来研究诸如央行加息对经济的影响等诸多问题。目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有条件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您认为，这对中国经济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我认为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经济，自贸区对中国经济将起到积极作用。

　　在我看来，中国目前的问题在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区较为富裕，其他地区则未必如此。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等态势在世界各地也很普遍，即便美国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作为进出口贸易的大国，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为开放打开了一扇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未来全国范围进一步开放。

　　文汇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您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宏观经济学家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当人们失去工作时，总会抱怨宏观经济学家没有做出预测以避免危机。在您看来，宏观经济学家工作意义是什么，其建构的模型对政策制定者具有怎样的意义？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的确，每当遭遇经济衰退时，人们总是抱怨宏观经济学家没能成功预测危机。但是，对于宏观经济学家而言，他们有时能预测宏观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专业所能胜任的仅仅是预测、解释宏观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详尽地阐释这种不确定性，以便提醒政策制定者意识到有可能发生难以预测的经济衰退。之所以宏观经济学家不能成功预测，还在于眼下的增长不一定具有可持续性。

　　我并不否认，预测是宏观经济学家的本职工作，但这种预测绝非完美，他们必须让民众意识到，这种预测不是完美的，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政策制定者也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即便最好的预测专家也无法在经济向好的局面下，完全洞察负增长趋势。

　　文汇报：您提出，即便到现在，“金钱之所以重要，仍是一个未解难题”。在宏观经济学家看来，“货币之所以重要”这一问题的背景意义是什么？您是站在什么角度做出这样的评价？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我们甚至还没真正弄清，“钱”究竟是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平时随身携带用来买零食和饮用水的现金并不能被称作“钱”，在银行账户中流动的货币，为“金钱”增加了新的定义。

　　当然，还有一些形式接近于“钱”的替代物。在金融危机中，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衍生证券——担保债务凭证（CDO）。它们被一些金融机构视作货币，它们也很快、很自然地担负起货币职责。举例而言，价值100元人民币的CDO可以让你享用一顿午餐。可一旦它们不再那么容易地支付出去，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就将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温床。

　　问题症结在于，当这种“钱”突然变得不再像钱，而我们却无法准确预测其何时产生，及其将带来何种后果的时候，这就成为经济学家面临的最大困惑与问题。

　　文汇报：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后的采访中，您和同时获奖的托马斯·萨金特对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理性问题中产生分歧。您曾提出，在经济活动中，人并非是理性的。那么，这种非理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对经济活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我和托马斯·萨金特并没有太大分歧。我们都不赞同，个体在每个方面的表现都是理性的。

　　事实上，在经济学领域中，大部分个体在大部分方面的表现都并非完全理性的。我和萨金特的分歧在于，我认为每个人都能意识到：无论何时、何种市场、何种价格，人们都将根据市场变化而相应地做出迅速改变。而萨金特则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意识。他相信大部分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理性行为更接近于更好的近似值。我则认同，如果人类的行为都具有理性，则我们可以从中进行经济研究，但从中，我们也能发现控制偏差。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假定。

　　通过资本市场和个人行为的研究，我们能发现，几乎每个人在每个时段内都会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预测。举例而言，如果你让人们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或上海的人口是多少？他们也许并不知道答案。你可以让他们猜一下，并且给他们一个包含90%胜算的范围，即便如此，仍有超过一半的回答不能命中。原因是人们不清楚自己观点中的不确定因素有多大。对于投资而言，这一理论的意义更大。因为人们往往会盲从于一些公司的盈利能力，甚至不惜通过借贷进行投资。如果他们能对自己并不可靠的眼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们或许就不会这样举债投资。但是，这一现象在资本市场中屡见不鲜，在很多从事个人投资研究的学者看来，大部分此类投资太过冒进，男性在其中的表现尤甚，因为他们太过自信武断。

　　文汇报：您是否认为，这种非理性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理性行为并不能保证人们做出正确的预测。理性只是保证人们尽其所能做出预测，但这种判断往往是错的。因此，人们无法预测金融危机并不能证明人们没有理性。另一方面，很少有迹象能证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偏高且房价将持续升高，但结果却正是如此。在这一市场中，许多本不具有良好财务状况的投资者通过市场借贷进行投资，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风险。很清楚，这是非理性行为。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非理性行为，主要源于销售商编造故事，“忽悠”他们这项投资有利可图。这只是通过市场的一角，透视出整个危机产生的原因。

　　这一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在英格兰爆发的“南海泡沫事件”，一家投资公司在海外投资，投机者通过购买该公司股票获利，引得更多人追高，抬高了股价，最终引发泡沫破灭。其实，这一事件是非理性与理性结合的典范，对于整个事件而言，毫无疑问是非理性的；但对个人而言，他们的判断是理性的，既然别人能通过这一投资获益，为何我不行？但是，人们似乎并没有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教训，类似事件在资本市场中不断重演。这从侧面解释，人类的非理性或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缘由。

　　“金砖国家”受累于美国和欧元区经济不景气

　　文汇报：世界经济仍未走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对此，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诸如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您认为，该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提振经济？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我认为对这一政策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就目前而言，这一政策还是有效的。很多经济体此前就认为，这一政策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混合体，其导致的后果是通货膨胀。美国至今仍未采取这一政策。事实上也没人愿意承认，美国将通过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所以美国的做法并不能套用“安倍经济学”。即便美国现在采取了低利率政策，他们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宣称：力争实现将通胀率提升到2%以上的目标。

　　我认为，眼下的做法对美国有利，但对日本而言，如果真的想要收到预期效果，就必须坚持这一政策，不能因为通货膨胀率上升就改变这一政策。日本政府必须让国民接受“高通胀”这一事实，这里所说的高通胀不是2%，而是可能达到10%。日本央行还必须坚持将明年经济增速定在1.75%。此外，一旦各大经济体出现复苏迹象时，日本的财政政策不要突然转向收缩，日本经济就有向好的可能。

　　总之，尽管“安倍经济学”看似让人担忧，但迄今为止这一政策仍是有效的。

　　文汇报：今年以来，美国经济表现出复苏的迹象，例如其失业率从危机发生之初的10%，降低到7.4%，尽管这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失业率下降。对此，您如何展望未来几年美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其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失业率下降对我们的确是一个鼓励，但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并没有恢复。这意味着很多妇女宁肯在家养孩子或者操持家务，也不愿在外寻求就业。对这部分人群而言，工作的价值甚至比不上在家相夫教子。因此，就业市场的少量劳动力未必是件坏事，让人担忧的是人们喜欢从事的工作机会在减少，人们觉得工作不再有意义。在美国，并没有一套标准去界定你是处于短暂失业还是求职中。所以，那些在过去几周拼命求职的人们并不应该被归为失业者。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肯定谈不上完美，但失业率下降和求职者增加给我们以信心，让我们避免在政治角力影响下犯愚蠢的政策错误。

　　文汇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曾经作为世界经济一大亮色的“金砖国家”也面临增速放缓的困境。例如2010年，巴西经济增长速度为7.5%，2011年是2.7%，2012年只有2.2%；印度经济也面临类似问题。您认为，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哪些？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我相信，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将对世界很多国家的出口造成影响。这显然是这些国家增长乏力的一大原因。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去刺激经济，弥补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增速仍出现放缓迹象。因此，我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问题还是源于美国和欧元区经济不景气。因为全球化格局已经形成，世界各国经济交融在一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如果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向好，而“金砖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美欧经济也很难独善其身。

　　文汇报：欧洲的情况似乎比美国更差。欧洲很多国家都深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26%，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等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有学者认为，对于欧洲国家而言，要走出危机就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降低工资水平、降低福利待遇、金融机构去杠杆，但这样可能会导致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从而给其国内政治带来不安定因素。您认为，这是否是欧洲国家难以走出的迷局？是否存在破解之道？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如果欧元不存在，这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南欧国家可以通过本国货币贬值来缓解危机，它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境况堪忧。尽管货币贬值本身不能改变金融危机的事实，但结局肯定要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在我看来，完全可以通过调整汇率的方式来达到贬值目的，从而缓解危机。

　　当然，这将招致其他欧洲国家的担忧，它们很可能在欧洲议会中投反对票。因此，这至今未能实现。当然，缓解欧债危机还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减少失业补助金、降低社会福利等形式。此外，南欧国家应该洗心革面，重新评估其错误。遗憾的是，这些措施还没被搬上议事日程。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有赖于自主创新

　　文汇报：前段时间，美债危机和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引起全球震动。在2014年2月7日之前，美债危机仍是悬在头上的一朵乌云，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您认为，美债是否存在违约风险？这一债务危机对美元信用将带来何种影响？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我认为这一风险很小。在美国参众两院中，的确有少部分议员希望通过债务违约来规避风险。他们认为，这对美国的伤害微乎其微，但我认为，这不仅将严重伤害美国经济，也将严重动摇国际金融秩序。这是我认为美国不会违约的第一个原因。第二，美国商界，以及共和党都清醒地认识到债务危机将对美元信用带来很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美债真的违约，将导致非常可怕的结果，其影响不仅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债权国，而将波及整个世界。因为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美国国债扮演着货币的角色。它们具有极高的认可度，人们相信它，并不在乎它是何时发行的，你可以随时将其变现。这种信任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可一旦它大幅贬值或者变为废纸，将连带着影响证券持有者的信心，最后导致纽约证券市场以及全球证券市场的崩溃。我真心希望，这样的局面不要发生，因为这将导致世界经济灾难。

　　文汇报：从1979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已连续增长了33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9.8%，整个经济总量增加了24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这当中既有全球金融危机的外部因素，也有中国经济自身内部因素。您认为，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外部因素主要有哪些？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中国经济和巴西等“金砖国家”一样，受到了欧美经济下滑的“连累”。显然，这是中国经济下滑的外部原因。

　　尽管我还不清楚中国经济具体下滑的量有多少，但我们看到了诸如日本、泰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先例，初期增长非常迅速，但在到达一定的发展阶段后，增速开始放缓。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后发优势，当你借鉴了发达国家的一些机制或者技术后，便可以在初期达到很高的发展速度。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而此时留给改变积习惯例的空间已变得越来越小。因此，中国经济在过去20多个月的放缓究竟是内部原因，还是暂时现象，仍值得研究。但我认为，参考日本经济崛起的历程，中国仍有至少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但再保持以往的高速增长将变得不太现实。

　　文汇报：对于中国而言，要维持经济稳定，就必须采取一些缓周期措施。在缓周期内，究竟是采取以投资拉动为主，还是以消费驱动为主，在国内学界面临很大争论。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毫无疑问，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消费占GDP总量的比值是偏低的。

　　中国政府的目标是提高人民的福祉，让人民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在历史中，不乏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前车之鉴，最好的例子就是前苏联。多年以来，前苏联一直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其计划经济体制将投资按计划分配，但其中绝大部分投资都是错配的，其特点是效率低下。仅从数字看，前苏联的经济增速并不慢，当他们放开经济与世界价格接轨时才发现，以往的投资都成了幻影。显然，中国与前苏联并不同，中国有市场，但仍面临一些潜在风险，部分投资仍旧集中在国有资本或者国有控股企业中，这部分投资其实可以投向更有效率的部门或者环节。

　　文汇报：目前，中国有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超过50%。此外，中国的政府负债水平也相对较低。但是，对中国而言，如何利用好这笔庞大的资本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对此，您有何建议？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显然，中国政府不会打算一次性将这笔钱都用掉。事实上，中国面临的两难抉择有点类似于挪威曾经面临的难题。尽管挪威是一个小国，但其人均存款大大超过中国。因此，这甚至变成该国的一个政治抉择，哪些钱是现在用掉，哪些钱存着以备将来。中国正面临着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劳动力减少，退休人口增多。因此，对中国而言，高储蓄率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这笔存款将用来保证老年人的退休生活，以减少对年轻在职人群的税收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