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常态不仅定义了中国经济新阶段的新特征，其重要意义还在于指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是适应“新常态”的关键，这对我们更好地应对增速换挡期的新挑战有着重要意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投资、出口、生产、要素的禀赋、市场、资源约束、风险和宏观调控九个趋势性变化定义了新常态，把握了中国未来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规模扩张向高效均衡发展阶段的转换过程，它具有明确的转换方向、时间和转换中所具有的持续结构性改革和政策性调整特征。

　　一

　　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了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有着明显的结构性加速向着结构性减速转换的特征。赶超过程中的结构性加速因素，如人口红利，二元经济下的廉价劳动力，政府产业政策干预下的工业化发展，全球大繁荣带来的需求等积极因素逐步结束，结构性加速因素变成了减速因素，只有体制与结构性改革才能改变原有的增长方式，向着经济增长新阶段转换。

　　这一转换过程必然伴随着：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一结构调整已经不是原有意义上的一二三产业的比重高低调整了，而是更为广泛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意义首先在于如何重振内需，即通过内需拉动中国经济；其次内需调整过程中不断提升消费需求比重，其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第三，进行现代产业部门的优化转型升级，促进现代产业部门持续提升产业效率，而不是简单地关注产业结构比例；第四，区域结构调整将以跨行政区划进行城市群的发展为新带动，如京津冀经济圈、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超大城市群等跨行政区划的区域空间布局启动，为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空间。

　　提高要素供给质量成为提高竞争力的新常态。低成本土地、低工资劳动力、低环保成本、低税收成本等低成本的要素供给推动规模化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国依靠压低土地成本、劳动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形成的特殊优势将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应该来自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通过提高要素供给质量和配置效率才能持续改进中国的竞争力，这也要求改革要素的供给与配置机制，只有市场化改革才能改善供给机制和激励要素供给质量提高，才能有效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

　　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新常态的关键。传统赶超过程中过度依赖于政府配置资源的模式让位于市场配置资源，打破政府干预配置资源成为改革的一条红线，这里包括大量的改革内容，如要素价格调整，国企改革，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政府行政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等多方面，这些改革将成为现阶段最为重要促进经济高效均衡发展转型的核心内容。

　　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包含了明确的转换方向、时间和持续改革三个方面。转换的方向就是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型增长。

　　一是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部门的过渡，农业部门的劳动效率与现代部门的劳动效率一致，实现城乡一体化，经济结构调整更主要依靠市场进行“出清”调整。我国当前完成了产业结构增加值的现代化转化，但没有完成就业配置现代化的转化，农村部门就业仍占30%，很多农民完成了职业转换，但没有完成身份转换，中国仍处在中国二元结构转化过程中。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没有完全成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状态。改革仍然是这一阶段重中之重的任务。

　　三是经济增长贡献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源的提升，而不是要素的不断递增的投入。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最大的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不断下降，人力资源错配，大量优质人力资源向非市场部门集中，这难以形成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优化配置。解决好技术进步激励机制与人力资本的配置机制才能完成生产方式的转变。

　　上述三个方面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转换，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政策激励是重要的方面。“新常态”转向真正的新阶段，需要自我的不断改革和结构调整。

　　二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要义就是利用好经济减速时期进行最为积极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称之为“减速治理”。只有利用减速压力推动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我国经济进入到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是最佳的“减速治理”时期，通过体制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在增速换挡期过程中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减速是经济体的一次大的“清洁”，熊彼特称为“清洁机制”，即淘汰落后企业，推动创新企业发展，但这一理论机制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特别是亚洲国家，在赶超过程中，政府支持的项目或企业都不愿意被清洁，反而抗拒减速清洁，形成所谓政府支持的“僵尸”企业，将创新企业所需资源吸入，而减低了创新活力。因此减速治理的核心就是利用“减速”重建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增长机制。韩国就是一个“减速治理”成功的案例，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进行了结构性改革，成为一个近乎完全开放的经济体。在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不仅可以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降低创新的劳动力成本，而且能够激励包括新建中小企业在内的不同规模企业参与技术进步，从而为创新外溢效应的发挥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的“减速治理”包含着市场化改革和现有存量的结构性调整，而且在宏观政策上要有足够的定力，让减速成为一个“清洁机制”清理“僵尸”企业，鼓励创新，为新体制建设铺路。

　　首先，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政府长期通过“支持”的干预资源配置机制，让市场进行配置，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转变的关键在于，一是政府要改革自身，转变职能，切实简政放权，政企分开；二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我国统一市场尽快形成，重点解决更高层次的开放即要素市场的开放问题。解决在资本市场、人员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三是打破“条块分割”的现状，纵向和横向的行政干预形成的条块分割影响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使得区域间贸易量减少或者萎缩，分工无法深化，创新难以外溢；四是强化法治，完善一系列标准体系和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其次，存量释放，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推动服务业发展。当前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多为效率较低的行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差一倍以上，因此要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推动服务业发展。

　　三是推进金融改革，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和政策周期不同步对中国冲击。当前，我国经济将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但同时风险也在加大，而中美经济周期和政策激励不同步等问题会带来冲击，因此金融改革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人民币币值成为重要的政策。

　　总而言之，减速治理关键仍需要宏微观双重努力，宏观政策要有足够的定力，容忍经济减速，要将宏观政策激励与体制改革相结合，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化解金融财政风险。微观则更需加快改革和存量调整，尽快转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