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河南考察时提出，要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九个方面系统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和框架，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指导我国乃至其他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指导。回顾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实践，由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发展阶段，有一些成功的先例，但更多的是失败的案例。一些国家一直停留在上中等收入行列中，至今尚未跨入高收入行列。我国已经在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作为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最大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将显著地改变全球人口收入分布格局。推动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并管理好这一进程，是一项具有全球意义的巨大挑战。

　　现有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论，难以就应对这一挑战提供指导。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最具代表性，他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中，概括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所要经历的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的准备；起飞；向成熟发展；高额群众消费等。在后来出版的《政治与增长阶段》中，他又补充提出第六个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验归纳的，他所观察到的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主要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所归纳的阶段论，主要适用对象是前沿国家。

　　事实上，比较成功的后发国家追赶案例，都是在罗斯托著作发表之后，才完整展现出追赶的全过程的。最主要的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少数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高速追赶过程中，呈现出了与罗斯托概括的阶段论的一些明显的不同。比如，罗斯托认为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是发展的较高阶段，其显著特征是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成为拉动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东亚经济体快速追赶的过程中，耐用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和普及，实际上在罗斯托所说的“起飞”和“向成熟迈进”的阶段上，就大体上完成了。再如，当今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升级，是在历时长达2个半世纪的低速增长进程中渐次发生的，而后发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化，会压缩在半个世纪之内的高速增长进程中急速发生。这些都是罗斯托的发展阶段论所没有认识到的。其理论的局限性，主要原因在于其没有观察到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西方国家不同时代的技术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的现象。其他成功后发经济体的决策者和研究者，事实上也并未自觉地概括其历史经验，丰富经济发展的阶段论。所以，需要总结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论。

　　新常态理论立足于追赶型经济体经验，把经济发展的阶段论提高到新的水平。观察那些成功地从低收入跨入到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的经验，可以看出，大致会经历几个常态或者说几个发展阶段，依次分析如下。

　　第一，起飞之前的阶段，典型特征是农业或资源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经济增长速度非常慢。

　　第二，起飞和高速追赶阶段，典型特征是经济增速很快跃上一个高台阶且持续20至30年乃至更长时间，产业结构从轻工业起步，逐步升级到重工业为主，投资比重和投资回报率都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耐用消费品快速普及，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较快，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环境污染情况也有所加重，收入差距有所拉大，平均收入水平跨入中等收入行列。这个阶段实际上是罗斯托所说的几个阶段的叠加。此外，观察二战后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经济体的经验，高速追赶往往是紧随起飞而发生的，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楚。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起飞达不到一定高度，则高速追赶就会夭折，这正是拉美经济体的教训。

　　第三，增速回落到中高速阶段，即当前我国经济所处的新常态所对应的阶段。典型特征是，产业结构向高级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升级，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城市化步伐放慢，环境污染达到倒U型曲线顶点并逐步降低，收入差距也达到倒U型曲线顶点并逐步降低，不少丧失比较优势的轻工业和低技术重工业开始退出，平均收入水平跨入高收入行列的门槛，或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有所提高。

　　第四，走向成熟的阶段。典型特征是，整体技术水平接近全球前沿，服务业是主导产业，人均收入年均增长速度降到2%左右，生态环境优美，收入差距稳定在较低水平上，人均收入水平处于高收入国家中的较高层级上。

　　新常态的框架，指出了管理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发展进程的主要逻辑，对政府政策和企业与居民的经济活动，都有重要启示。从上面的分析可见，经济新常态，特指我国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的九方面特征和趋势的分析，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各个主要方面的演变趋势和逻辑。这九方面的趋势，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两个主题，一是能否动员新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力量，适应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变化趋势，形成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推动经济结构持续升级；二是能否有效防控风险。九个方面趋势的分析所指出的政策着力点，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视野，围绕新阶段的主要矛盾，从需求面因素、供给面因素、市场竞争、产业组织、宏观调控等方面，提出了正确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对于我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作者单位分别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