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中国问题，提出解决路径与方案，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活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先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研究，后有中国的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的建设与改革开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的实践互相促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我们有必要站在促进国家发展、保证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高起点谋划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常态”。这里从“面向问题”的视角，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着时代感与问题意识弱化的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目前，中国的改革步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严重、社会阶层固化、环境污染恶化等，严重影响着社会发展进步、和谐稳定。面对现实的深刻变化，我们的研究却缺乏应有的热情和高度。从一定程度上说，相较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滞后于现实发展，滞后于党的政策主张，从而影响了理论应有功能的发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开花结果，是不断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历史上，我们对中国向何处去、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党、怎样促进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成功探索，印证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个开放体系，这从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与基础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现实中我们的研究却有意无意地走向了“封闭”，马克思主义被人为地“悬停”、“断代”了。我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满足于关进小楼成一统、“贴近历史讲原著”，但在现实中大众看不懂、听不明白。比如，我们对于西方经济学可以很清楚地勾划出自英国古典经济学以来的流变与发展，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还主要停留在经典作家的表达语境和研究水平上，人为地保持着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距离甚至排斥，从而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感与问题意识，进一步放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与大众的距离。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直奔问题而去

　　邓小平强调：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像《资本论》是“揭示当代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引者注）的运动规律”一样，当前，我们应该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从原则上而是从事实出发，直面中国的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案，揭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运动和发展规律。我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关注的“现实问题”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切实解决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中存在的“危机”。我们应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切实置于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优先位置，从人才、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倾斜支持，营造真教真研真学的浓烈氛围，为真懂真信真用打下扎实的基础。

　　二是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包括：加强对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研究；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研究；加强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公有制、混合所有制关系及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联性的研究。

　　三是加强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包括：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究，要把握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与速度、效率与公平、克服“路径依赖”等重大问题的研究；要以我为主，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充分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更好地面向社会，解释、解决现实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战略措施。

　　四是加强对党的建设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包括：加强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领导与社会领域多元化思潮共存现象的研究；加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保持党的执政地位问题的研究，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强化党的执政源泉和执政基础的战略高度，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制度化、法治化。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常态，必须紧密地结合中国的发展，准确把握、紧紧围绕中国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和延续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作者单位：中共北京东城区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