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同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多。多重风险和困难相互交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任务更加艰巨。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多致使市场主体预期出现波动，而市场主体预期波动必然影响改革效果。

　　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很难再做到帕累托最优，部分群体利益受损在所难免。这就使得一些改革的推进出现“中梗阻”和“最后一公里”现象，特别是少数地方政府存在“失位”问题。基于传统增长模式的激励机制尚未完全被新的激励机制所取代，少数地方政府对通过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的改革举措尚未完全理解和接受，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发力失准、进退失据，对落实国家稳增长和改革创新政策不积极；对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缺乏足够准备，有“等靠要”倾向，改革创新的主动精神不足，甚至有的官员为了避免“担责任”“受牵连”，对市场主体的需求视而不见，贻误改革时机。

　　改革创新的深入推进离不开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政策效果的实现有赖于市场主体形成正面预期。改革创新是慢变量，着眼于解决长期增长动力问题；经济下行压力却是快变量，最先被市场感知。在完成动力转换之前，市场主体先看到的可能是经济下滑和风险因素逐渐累积。一旦宏观环境无法传递利好信息，企业和民众对未来增长的预期就会恶化，从而抵消改革的正向激励。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取以下几方面举措。

　　加快信息公开，形成正确的改革预期。改革举措存在时滞效应和协同效应，不能因为改革短期效应不足而放慢改革步伐，而应通过加快信息公开，加强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的互动，做好改革创新政策的解释说明，促进全社会形成正确的改革预期。应特别注意，把改革与稳增长举措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不利于形成正确的社会预期。因此，有必要对涉及面广、存在争议和人们理解不全面的改革创新政策进行更加清晰的解读，主动做好回应。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引导市场预期。宏观调控政策以稳增长、稳就业为主要目标，应密切关注通货紧缩风险，加强对宏观经济走势的预判，在坚持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更好引导市场预期，协调推进稳增长与全面深化改革。可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配合。财政政策着力调整结构，货币政策在理顺机制、降低融资成本的基础上可适度宽松，调动民资投资的积极性。

　　重视改革协同和试点推广，完善社会保障。继续加强解决改革发展全局性、关键性问题的顶层设计，做好改革创新政策整体推进和分类试点，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加快推进。鼓励基层探索和群众首创，为顶层设计提供脚本、积累经验，尽快推动成效显著的改革举措的复制和推广。下更大力气推进简政放权，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和落实，通过平台建设和协同监管机制建设提高简政放权质量。针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低收入群体利益受损情况，着力完善社会保障功能，强化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责，保证各项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完善地方政府激励考核问责机制。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框架下，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促使其抛弃狭隘的政绩观，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方法，形成和保持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恰当关系。明确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权责，完善干部管理、考察、奖惩制度，使其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一抓到底。加强对已出台重大方案的督查、跟踪、评估、落实工作，对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整改。减少和杜绝懒政与不作为现象，以简政放权、高效工作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作者为南京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