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需要植根实践

　　理论来源于实践，经济学也不例外。作为对实践的总结、概括和抽象，经济学理论都有其时代特征和特定的国情背景。我们既要承认经济学理论的一般性，也不能忽视其特殊性。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学不是没有国界的。只有植根于实践的理论创新，才能对实践起到指导作用。否则，就可能错误地应用理论，或者应用错误的理论。

　　丰富的经济实践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素材。过去人民币国际化，基本循着理论上的一般路径，先贸易后投资再交易再到储备，把人民币跨境使用做大。然而，由于人民币利率高，跨境使用成了套利的渠道，在贸易融资中人民币仅次于美元。而且，这种人民币跨境使用实际上国内外的资产置换，不划算。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国际储蓄大国，人民币国际化要立足于提高中国国际储蓄的收益，使得我们能够直接用人民币在全球主动配置资产。因此，利率高而且国际储蓄大国的货币国际化，应该采取有别于一般的模式和路径，而不是按图索骥。

　　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账户开放。实现人民币可兑换一直是中国的目标，1993年就前瞻性提出来，也明确写进“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还继续提。为什么一直没能实现呢？因为在推进的过程中发现很多问题，并不像理论上所说的，放开了就万事大吉。

　　主流理论认为，资本在国际间流动，能够提高全世界的福利，不仅仅给资本输出国发达国家带来利益，也会给资本输入国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在主流理论影响下，资本自由流动成为了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理念。主流理论假设世界是同质的，如果世界是不同质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其货币不是国际货币，只能被动接受国际资本流入流出，那结果会是怎样呢？完全相反。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幸免于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份额下降，就是因为资本账户过度或不当开放带来的危机。2009年后中国对外开放效益下降，也跟对资本流入没有及时进行必要的管理有关。

　　主流理论还把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画等号，从而让国际资本站到了道德制高点上。当发展中国家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时，就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正因为如此，过去发达国家量化宽松造成大量热钱流入发展中国家，现在美联储加息，这些热钱往外走，一些国家试图管理时却发现几乎无能为力。实际上，可兑换是指允许本国货币持有者自由兑换，而本国货币持有者最初是本国人，因此可兑换的经济主体首先是本国的机构、企业和个人。一个国家没有责任和义务允许外国投资者、外国资本自由进出，是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管理和把握开放进程的，以使得资本流动符合本国的利益和需要。对此，我们被主流理论“洗脑”，中国经济学研究也没能起到纠偏的作用。

　　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研究中国的问题。我们不排斥西方主流经济学，但要消化吸收、洋为中用，结合我们的国情，进行根植于实际的理论研究。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会转移。这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性机遇，学者有责任和使命去发展、引领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