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今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包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等多方面内容，对于经济研究方法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皆源于欧洲，客观地看，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仍需中国人敞开胸怀、不断学习。然西来之学水土不服、生搬硬套的现象不时出现，因其理论来源于西方的经济生活现实，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符。如何将西方经济学“本土化”，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何廉、高鸿业、林毅夫等几代人作了有益尝试，但仍待后继者的持续努力。

　　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概念侧重于“单面”，往往执其一端、不及其余，如讲市场时轻政府、讲效率时轻公平、讲需求时轻供给、讲内需时轻外需、讲理性时轻非理性、讲利时轻义……种种现象不一而足，可能偏离实践，误导政策，影响“致用之学”的声誉。但是，若以中华文明的中道解之，则对立的二者甚至数者，是相辅相成、阴阳互动、对立统一的，就像一幅太极图，从一个个孤立的概念，变成一个个生命有机体，让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智慧里“活”了起来。

　　笔者认为，如果运用中道方法，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对立概念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比如，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要有“度”、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可能有一个黄金分割点、经济安全和扩大开放可以有机统一、每一种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可能有其优势和不足。经济理论中的各对关系，在经济现实中作用的比例关系有所不同，有的可能三七开，如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垄断与竞争、公平与效率、保护与自由、非理性与理性等，后者应是主流，二者接近黄金分割点。不少关系可能是对半开，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规范与实证、投资与消费、德与财等。而且这些关系变动不居，因时而化、因地而移、因国而变，逾淮为枳，自然规律。究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对半开好？都得结合实际与国情，把握好“度”。还应看到，经济生活中不少关系不是两两对应，许多是多重关系交叉，如改革发展稳定、投资消费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情况更为复杂，“度”也更难把握。

　　从实践来看，38年来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题是“放活”，即扩大市场作用，从承认有作用，到“基础”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政府既要简政放权，也要行为规范和服务到位。公有和私有的关系，是此消彼长、发展混和多元经济、增强经济活力的过程，至今仍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企改革、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宏观和微观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微观主体过少、不活、创新不足，宏观既有计划控制后遗症、管得过多过死的因素。今后，“宏观要稳、微观要活”将伴随经济转轨的始终。竞争和垄断的关系，扩大市场竞争、保障竞争公平一直是主题，恶性竞争、过度竞争、低价竞销、产能过剩始终与政府行为纠缠在一起，减少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的双重任务仍然很重，企业需要转向成熟市场经济的错位竞争、品质竞争、理性竞争。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从初期的重效率、扩大差距、增动力、增活力，到今天的效率公平并重，更加注重公平、更加关注缩小贫富差距，包括城乡、地区、行业、人群、代际等差距，建立一个机会更均等、结果更公正的社会，走出传统社会的治乱循环。保护和自由的关系，是减少保护、扩大自由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产业有竞争力。规范和实证的关系，是减少争论、减少空口号、增加实证、增加数据的过程，当前也到了需关注规范的阶段，更应重福利与公正。义和利的关系，已实现了从轻民财、私财的社会风气，到重财、重民富的大转折。

　　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有大量运用中道思维的生动案例。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二元”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中国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不光计划与市场、价格双轨制是二元，城乡是二元，特区与非特区是二元，对内与对外是二元，政左与经右是二元……针对历史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一元化体制，二元式改革有其现实合理性，也体现出高超的改革智慧，“一分为二”、“做好增量”、“以新带旧”也许正是当时的高明之处。从旧体制中长出一个新的、有活力的增量中国，并与存量互动、博弈，诞生出一个新体制。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种试点改革、价格双轨制、混和所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无不体现了这种中道智慧。

　　经济学常被看作“两难选择”的学问，有选择就有所取舍，就有机会成本，需要两难中拿出最优或次优，中庸之道由此彰显。经济学的中道思维，需要“去完全”、“去纯粹”、“去单极”，避免成为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死”的“文物”，而应成为多方兼顾、活的“生物”，是有灵活度、有弹性、可调整、动态式的有机体。实践中的折中方案往往更接近最优，滑向两端的激进主张常与最优无缘。经济学者的想法若植根于现实，“中庸”则更“中用”；若想毕其功于一役，偏好彻底改变，不愿零打碎敲、修修补补，往往走向反面。所以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对应关系，应把握好度，回归常识与现实，认清当一方转向另一方时，往往不是非此即彼，不是一方排除了一方，不是一面消灭了另一面，而是相对关系的变化，就象阴阳互动的鲜活“太极图”。

　　经济政策、经济实践事关国计民生和成败利钝，自当取法乎中，立足经验常识。笔者认为，经济生活的中道思维，亟需一分为二看问题，避免自以为真理在手，居高临下地否定其余。凡事皆有两面或多面，好坏同体；假以时日，优劣易位，更需善加调整。增长速度太高太低，收入差距太小太大，改革太慢太快，干预过度和监管不足，开放不足或过度，金融落后和发展过度，工资、物价、税率、利率、汇率太低太高等，都不太好甚或有害。经济学的中道思维，还要用事实说话，早日跳出概念之争，破概念之执。我常对一些争论感到迷惑，深感罗伯特议事规则之必要，经常看见争论双方都在概念上做文章，对实质、现实了解甚少，两方甚至立场、观点都一样，只有度的区别。（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