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苦心经营的御用科学，试图将完全不对等的中西科学进行融合和会通，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将中国科学引向了歧途，中西科学的差距由此不断扩大。

　　清代康熙大帝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爱好科学的一位。他年幼登基，不久就遇到了棘手的历法之争一案。他根据实测结果，了断了这一纠缠多年的科学官司。康熙晚年组织了史无前例的大地测量，并下令编纂了《历象考成》与《数理精蕴》等天文学和数学著作。遗憾的是，这种御用科学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并没有引导中国走上近代科学之路。

　　从笃信西法到回归中学

　　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来华，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导致已经编译好的《崇祯历书》未能正式颁行。清兵入关，汤若望将该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迎合了新朝的需要，得以颁行天下。但随之而来的中西历法冲突，终于酿成康熙初年的历狱大案。

　　中西历法之争促使康熙帝发愤学习西方科学。他晚年曾回忆说：“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庭训格言》）实测证明西方天文学比钦天监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法在计算方法上都更准确，从此，康熙帝笃信来自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他在平反历狱后，驱逐了杨光先，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1669年，他下令南怀仁监造天文仪器。1673～1674年间，他让南怀仁进讲几何学和力学等知识。西方传教士希图以科学为传教铺路，康熙帝则需要科学为朝廷服务。他对科学的兴趣还惊动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下令向中国派遣精通科学的传教士。从1688年起，先后在康熙身边的法国传教士有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8）、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1663～1738）、巴多明（Dominicus Barrenin，1665～1741）和杜德美（Petrus Jartoux，1668～1720）等。康熙曾向安多、张诚等学习几何学、代数学和天文学，向白晋、巴多明等学习解剖学。为此，传教士们还编译了满文《几何原本》、《借根方》、《钦定骼体全录》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