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应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的重大经济发展问题需要理论创新

　　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作为导向的问题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更要关注所面对的经济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因为处于什么阶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什么样的发展方式、什么样的发展环境以及什么样的发展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关系层面明确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由此创新的理论正确指导了我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但在生产力层面，同样需要明确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创新发展理论。因此，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但已有的发展理论基本上是基于低收入阶段的。中国在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面临的发展问题，是摆脱贫困进入小康。发展的重要路径是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应的发展理论主要涉及：追求GDP的增长，高积累低消费，以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粗放型发展方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等。应该说，这些发展理论对我国摆脱贫困，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问题是当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果继续延续这些发展理论，没有发展理论的创新，就难以指引新的发展，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经济已具明显的中等收入阶段特征。一是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我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三是农业增加值比重降到10%以下，我国已经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四是城镇人口超过50%，我国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国家。在此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发展任务是要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与过去的低收入阶段相比，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转型，新的发展任务也随之提出。概括起来，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高速增长的可持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里，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处于高速增长状态。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增长速度也必然将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最主要的原因有：一是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供给到了极限。二是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低成本劳动力供给也到了极限。三是供求结构严重失衡。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居民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温饱问题而开始转型，更为关注健康、安全、卫生、档次方面的需求。但生产和服务却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的供给，势必产生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出现过剩问题。因此，要使中高速增长得以持续，需要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寻求新的发展动力。

　　其次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普遍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涉及发展模式问题。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难以摆脱低收入阶段的发展模式的后果就是，既无法在收入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但实践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陷入这个陷阱。像新加坡、韩国等一些后发国家就靠现代化的过程跨过了这个陷阱。虽然我国也存在这个威胁，但并不等于就一定会陷入这个陷阱，这就需要在科学的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发展来跨越它。

　　第三是发展平衡性的问题。在低收入阶段，为了迅速摆脱贫困，需要推动GDP的快速增长，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平衡发展战略。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平衡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需要补齐短板，主要包括：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农村发展的短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短板、生态文明的短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短板。这些短板不补齐，很难说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更难说进入高收入阶段。

　　上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重大发展问题，正是创新发展理论的起点和动力源。在低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实际上只是增长问题，目标单一。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发展就不只是增长问题，还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仅仅是要摆脱贫困，公平分配、增加社会福利都要进入发展目标。这就不仅涉及数量和规模的增长，还包括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所依赖的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文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