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22日下午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落实到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去。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可以说，失去了生态这一环，我们的小康就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小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至上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我们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疫情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带来不利“外生冲击”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社会上了一次生动的绿色发展体验课。一方面，促使全社会反思单纯追求经济增速和规模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激发大众对良好生态环境和健康卫生环境的硬需求，进而凝聚绿色发展共识；另一方面，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侵扰了相应环境政策和环保资金的常态化供给节奏，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带来不利的“外生冲击”。

　　经济下行使得地区导向型经济刺激政策“挤出”环保政策的可能性在增加。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势必会采取必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各行各业进行纾困，助推全国经济回暖复苏。在可预见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地方政府在权衡“经济要发展”与“环境要保护”两难困境时，会选择前者。这意味着“经济—环境”关系协调发展的天平，将更多向地区导向型经济刺激政策倾斜，既有的地区导向型环保政策受到“挤出”影响的可能性在增加。

　　经济下行使得绿色发展项目面临“资金缺口”。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将使得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在经济下行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地方环保部门可能缺乏支撑环保政策的经济财力，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性将愈加困难，绿色发展的难度加大。

　　经济下行使得绿色环保产品消费机会成本上升。经济下行造成传统能源和电力需求下滑，既有供需均衡被打破，由此导致传统能源的价格下降。相比之下，这将提高传统能源的性价比，降低新能源的性价比，进而冲击新能源行业和绿色环保产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面临“新三化”

　　当下，我们的环保政策主要包含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以及生态资源向生态经济转化三个方面。对应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就是“去污染化”“去能耗化”和“价值转化”。

　　去污染化：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脱钩”是指相互联系的两个事物逐渐变得不相关，对应到环境经济领域，即经济增长的“去污染化”过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是判断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表征，也是评价环境问题是否得到有效缓解的重要标准。助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不仅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现实要求。

　　去能耗化：经济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消耗脱钩。从物质流分析视角来看，经济产出需要在“输入端”消耗一定的物质能源资源。尤其是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传统不可再生能源资源对经济产出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反过来使得经济产出对传统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依赖性大大增加。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能源的存量是有限且固定的，当经济产出消耗的资源量超过了资源存量阈值时，经济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便会凸显。“去能耗化”要求用最少的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缓解资源能源供需矛盾，降低对外依存度。由此可见，助推经济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的脱钩，不仅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客观要求。

　　价值转化：生态资源向生态经济转化。如果说“去污染化”和“去能耗化”是做“减法”，即对污染物排放总量和能耗总量进行规模控制和增速控制的“减量化”做法，那么“价值转化”则是做“加法”，即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经济、将生态资本转化为富民资本的“增量化”做法，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各地的实践表明，“绿水青山”并不天然是“金山银山”，两者的内在统一必须在“去污染化”“去能耗化”和“价值转化”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以生态产业生态经济助推绿色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至上落实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中，可以把生态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助力经济回暖复苏，通过生态经济助力绿色发展，进而不断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环境质量。

　　政策引导：积极推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绿色化”。制定合理的环保税收标准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环保责任，激励企业投身绿色环保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在疫情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和财政收缩压力的情况下，若短期内无法适当加大用于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的专项资金投入，可通过绿色补贴、税收优惠、税费返还等方式，降低绿色环保型企业的“环境投入成本”，以宽裕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其减负减压。制定合理的绿色金融政策，为绿色环保产业引入更多社会资本。综合利用绿色基金、绿色股票、绿色债券和绿色保险等金融工具，加快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向绿色清洁节能环保产业投资，为绿色环保产业注入新鲜“血液”。建立健全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完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着力克服长期制约绿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破解“生态病”疑难杂症。具体可从改善补偿方式上着手，由输血补偿向造血补偿转变，更多运用产业补偿、项目补偿和开发投资等新形式，缓解地方财政支持生态补偿资金的压力，为生态补偿提供充足的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

　　因地施策：设置差异化脱钩目标和绿色发展路径。在遵循“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下，坚持差异化脱钩要求与环境规制政策。一方面，对于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而言，可以设定更为严格的绝对脱钩标准与环境规制要求。经济较为发达地区需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思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有效推进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绝对脱钩。除“立下生态优先的规矩”外，可在划定空间生态红线的总体要求下，将生态红线纳入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各项经济和环境政策，如在城市发展中构建城市生态红线体系与管理制度，将“城市生态红线”作为绿色发展的硬约束。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薄弱地区，可在充分尊重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硬约束下，将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下限适当放宽至相对脱钩的区间（适当压缩污染物排放空间），通过对资源环境的非破坏性开发，不断满足当地居民对于提高收入水平的需要。在实现经济较薄弱地区的“去污染化”和“去能耗化”目标的同时，实现地区的“去贫困化”目标，最终协同推进区域绿色一体化发展。

　　技术赋能：借助数字技术助力生态资源向生态经济转化。数字化开启了绿色发展新阶段，打通了“两山”转化的技术通道，为破解“去能耗化”“去污染化”和“价值转化”等难题创造了新机遇。未来需要从生态产业、新基建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美丽中国”迈上新台阶。一方面，以数字技术助力生态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生态资源向生态经济的转化，既需要人力资本的“智力支持”，也需要社会资本的“经济支撑”。为此，需要培养和引进数字技术人才，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研究型人才对绿色发展的智力引领作用。与此同时，借助税收优惠和绿色金融政策工具，激发各类主体投资绿色环保产业的积极性，逐步形成产业集聚、资源节约和高效减排为特征的内涵式增长模式，夯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逐渐降低并最终摆脱对老基建的路径依赖，借助新基建实现新动能的“弯道超车”。可以加强对新基建的顶层设计，为完善新基建的准入规则、提高新基建的长期供给质量和效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此同时，在稳步推进老基建数字化改造和升级过程中，超前部署新基建项目设施，包括建立和完善以5G通信网络、互联网、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并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智能化方式，进行生态保护监督、环境信息公开、基础数据共享，构建大数据决策的移动政务体系，形成互联互通的现代化治理格局。

　　（作者张为付为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夏勇为南京财经大学讲师、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