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夏天，我走在纽约曼哈顿三十三街的宾夕法尼亚车站附近，正准备去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研究中心任职。苏联刚刚崩溃一年多，当时的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显示了欲取代苏联的势头。日本人刚刚收购了洛克菲勒中心和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影视公司，美国媒体一边倒地呼喊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日本崛起所带来的威胁，穿着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像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之下，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一文。
《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建构主义的新视角》，王庆新著，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我至今依稀记得当时阅读之后那种震撼，自豪与悲哀相交织的感觉。
让我感到震撼的是，西方人对自己历史文化传统有如此强烈的骄傲和优越感，以及对异族文化的潜在挑战与威胁有深深的恐惧和担忧；让我自豪的是亨廷顿居然将在中国已经濒临消失的儒家文明看作是西方文明的潜在竞争对象；悲哀的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却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此不了解。我也开始感受到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且推动中西文明之间相互理解和融合的重要性。
我在1995年年底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而后又转到香港大学任教多年。在此期间，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体验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华人社会以及香港社会在中西文明相互碰撞和融合的国际环境下的真实生活。这些宝贵的生活和工作经验给予我进一步反思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机会，也给予我更多启发。
当年日本崛起对美国的挑战已成为过去式，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取代了日本成为战后建立的美国霸权体系的潜在挑战者。
实际上，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在近代地理大发现之后就已经在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拉开了序幕。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可以说是中国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最前沿地带。东南亚华人的祖先大都是在西方列强开发和殖民东南亚的时候，从中国东南沿海冒着生命危险乘着大帆船漂洋过海而来的。葡萄牙商人于1535年来到澳门，在那里建立通商口岸。
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即印度尼西亚）建立殖民地，并开始将势力延伸到中国东南沿海和中国台湾地区。1633年由郑芝龙领导的料罗湾海战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场由文明冲突引发的大规模海战，导致荷兰人从澎湖列岛撤退到台湾岛。1661年的明荷战争中郑成功击败荷军并以将荷军从台湾驱逐出去而告终。
与此同时，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中西文明冲突也具体地体现在文化层面上。有关儒家祖先崇拜和基督教信仰关系的争论（即礼仪之争）是中西文明冲突的本质性体现之一。礼仪之争的影响直到现代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华人社会仍然可以感觉到。很多东南亚华人不仅同时掌握中文、英文和马来文，也同时接受祖先崇拜和基督教信仰。正如思想史学家葛兆光所说，近代中国衰落的起始点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是在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其他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先进思想对中国士大夫思想造成严重冲击之时。英国商人于18世纪中叶开始染指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法国人接踵而至，开始在东南半岛扩大势力范围。乾隆时代英国使者马戛尔尼的访华，接下来的两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战争，甚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无不是中西文明冲突和融合的体现与结果。
但是历史并不是简单的线性进程，也不一定会在未来重复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因为人类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1945年之后的世界不再是那个霍布斯所假定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国际社会也不再是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
二战后国际体系主要有三个变化：第一，《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和联合国的成立。《联合国宪章》的签署标志着所有成员国愿意接受国际规则的约束，国际关系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第二，人类从两次世界大战中认识到人类可以通过拓展国际贸易来追求国家利益，而不是通过战争和土地兼并。因此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很多新兴国家的主要目标，也成为联合国促进和平的一个主要目标。随之而来的就是战后西欧和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繁荣发展。第三，核武器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核时代，因为核战争的爆发意味着整个人类物种毁灭的可能。也就是说，核武器的拥有和扩散从此永远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战争规则。战争不再是核大国追求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
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角即是从这样的历史维度来思考国际关系，它认为国家的外部行为，就像人类个体的行为一样，并不只是受物质利益的驱动，而是受思想、价值和信仰的驱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因为人类思想、价值和信仰的改变而变化。建构主义认为当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国家和人民拥有构建国际秩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价值的时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容易，世界和平变得更加可能。这个理想其实与中国古人的大同理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本书就是从这样一个新视角来思考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希望能为以现实主义理论为单一思维模式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提供另外一个选择。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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