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作为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田、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渴望中、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坚定而瞩目地诞生了。经济特区不仅成为冲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崭新而富有挑战意义的制度尝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却充满众多不确定因素的突破口，同时也开启了中国道路的探索征程。从此，中国现代化建设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

　　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和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

　　可以说，经济特区成立40年后的今天，无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还是从中国道路形成来看，给予经济特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因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经济特区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特殊政策的产物，更不是一项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和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内涵。甚至可以说，没有经济特区的创建，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没有经济特区的示范，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确立与发展；没有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就无所谓中国道路的探索；没有经济特区的率先与引领，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积累；没有经济特区的拓展与创新，就没有实现中国梦的坚实制度与物质力量。所以，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初的政治背景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中国社会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而全方位启动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来看，经济特区是彻底摆脱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从而迈向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从中国制度变迁的道路选择来看，经济特区是打破传统体制的僵化和意识形态的教条，从而完成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必由之路；从发展战略来看，经济特区是在一个极“左”思想曾牢牢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度里，真正摒弃“人定胜天”的盲目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荒谬，从而以非均衡发展方式走向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深化改革的路径来看，由“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经济特区将继续以“政策性增长极”的方式，成为中国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先锋、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高地，从而成为以改革促发展、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经济特区的创立与中国道路的开启

　　这里所说的中国道路，是指1978年以来中国所选择的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与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与路径。具体地说，就是在一个已经拥有30年计划经济历史，同时传统意识形态毋庸置疑地占据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大国里，在区域及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的贫穷国度中，以创办经济特区的方式作为冲破传统体制的制度变迁突破口，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完成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使中国社会全面走上市场经济发展道路，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繁荣、制度自信、文化昌盛、国富民强的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

　　第一，经济特区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打破了传统体制下的一般均衡状态，使非均衡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最佳路径选择，从而也成为探索中国道路的路径选择。正是非均衡发展道路，使中国这个经历了30年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大国，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而成功地走向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标志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经济特区作为非均衡发展道路的产物，与非均衡发展道路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线的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构成了经济特区产生、成长、发展的艰辛而灿烂的历程。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曲折而成就卓著的改革开放实践，不仅揭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实现现代化独特路径，同时又以其路径选择的正确和发展的辉煌，推动、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与完善，掷地有声地证明了中国道路选择的正确性。

　　第三，经济特区作为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在“摸着石头过河”理念下，构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实践模式，而“先行先试”“率先示范”“敢闯”又构成了这一重要实践模式的重要内涵与品质。它们都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实践，证明了中国道路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所以，在回顾、总结、思考中国经济特区40年的伟大历程时，既不能简单地就特区来谈特区，又不能仅仅停留或局限于经济特区问题本身的研究上。而应该从中国改革开放史的视角出发，把经济特区置于中国社会制度变迀的框架中，置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发展、完善的进程中，置于中国道路探索的实践中，置于新时代的新征程中来研究。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评价中国经济特区不可替代的地位、功能和独特的历史使命；从转型社会制度变迁的逻辑，论证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而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转型及发展的中国方案。

　　经济特区与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路径

　　回顾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经济特区“与生俱来”的划时代意义，不仅仅是足以载入中国改革开放史的政治财富，而且是不断开创历史、创造奇迹的制度力量。如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与不断的制度创新，给中国社会逐渐实现全方位改革开放所注入的无限活力与生命力；以国家级新区等为代表的广义经济特区的普遍确立与成功实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完善的推动作用，以及在渐进式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过程中“释放效应”的展现；以喀什为代表的新兴经济特区的批复，以及作为经济特区拓展形式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湾区的相继成立，对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解决乃至消除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构建中国经济的新版图的“扩散效应”及“邻里效应”的释放，都证明了经济特区作为“政策性增长极”的独特的制度绩效。

　　第一，4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非均衡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大国完成社会转型，从而实现全面发展的制度绩效最佳、成本代价最低的路径选择。如果说，当年以建立特区的方式开启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主要在于降低改革开放的政治风险和试错成本，那么之后的各类特区的建立则更多地是以政策的力量培育经济增长极，并通过“回流效应”“扩展效应”和“涓滴效应”的释放，以制度示范制度，以区域带动区域，并以先行先试所形成、积累的增长极，逐步带动、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与全面发展。

　　第二，从制度变迁理论和区域增长理论来看，无论是典型经济特区、广义经济特区还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湾区，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与阶段承担着不同的先行先试使命，从而实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项制度安排。或者说，都在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独特功能——“政策性增长极”的功能与使命。这些增长极功能的发挥，如以“扩散效应”实现梯度转移，并不是简单的发展后的自然释放，更多地表现为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性释放。市场选择与政策引力相作用，市场的力量与制度的力量相结合，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独特的轨迹与较高的速度。从典型经济特区到广义经济特区，再到经济特区拓展形式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湾区的建立与形成，正是“梯度发展”与“反梯度发展”路径的有机结合。这种有机结合在深化改革进程中诠释着中国道路“举国体制”的独特性与正式制度安排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