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大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面临订单减少、信贷紧张、就业压力加大等多方面风险挑战。救助中小微企业，除向其提供必要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外，优化外部营商环境也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疫情期间各级政府纷纷加大信用投放力度，信用也首次进入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从疫情之初的为企业纾困到实现复工复产，从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到促进双循环格局，信用工具、信用机制、信用治理等的作用得以集中展现。信用正在成为检验营商环境的新刻度，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基础工程。

　　信用精准助力中小微企业纾困

　　抗击疫情期间，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各级政府加大了信用投放力度，信用首次规模化进入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例如，苏州市政府率先提出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被称为“暖心十条”；北京市政府出台了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强调“针对因疫情造成中小微企业信用评级负面影响的，暂不予以信用降级”；商务部要求多家商会协助因疫情导致未能按时履约交货的企业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以减少企业损失。

　　政府信用政策投放覆盖经济社会治理的多个领域，包括：推出信用正向激励措施；对因疫情造成中小微企业出现信用负面记录的，暂不纳入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对企业利用疫情从事哄抬物价、制售假劣医药器材等违法犯罪行为形成信用负面记录的，及时纳入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将个人有隐瞒病史、重点地区旅行史、与患者或疑似患者接触史、逃避隔离医学观察等行为列入社会信用失信名单等。

　　金融是企业的血液，信用是金融的基石，信用工具在企业金融纾困、呵护营商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征信报告、信用评级、风险补偿、信用担保、信用修复、信用监管、信用奖惩机制成为应对疫情冲击，“放心贷”、“暖心贷”、“快速贷”等金融纾困政策的底层技术支撑。梳理各地出台的政策，信用赋能企业金融纾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加大信贷支持，提供专项信贷服务，提高贷款不良容忍度，支持技术改造（丽水等）；降低融资成本，提供防疫专项信贷支持；提供融资担保支持；实施贷款风险补偿政策（山东、四川等），加强应急转贷资金使用，支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加强保险服务，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湖北、上海等）；发挥信用修复功能（重庆、北京、广东、成都等），试点信用豁免制度（南京），应用“信易+”公共信用平台（南京、广东）等。

　　信用体系成为最具韧性的治理手段

　　市场主体在准入、生产经营、退出等过程中涉及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构成了营商环境的多侧面。有理论认为，相对于硬法，信用体系作为一种软法，在针对性、定量的、动态的、正向的引导性规制方面，尤其是政策执行、信息共享和联合奖惩等场景中，充分体现了合作规制“软法”的优势。信用体系还具有韧性治理功能，首先体现其贯穿和打通政府治理、法律治理和社会治理三个现代治理体系；其次，以这次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健康码”为例，“健康码”从杭州版到全国版，成为信用数字赋能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一大亮点，不但节约社会治理成本，还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在全球化体系中，信用是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2019年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排名比2018年上升15位，升至全球第31位。其中，征信覆盖率和信用信息指数，正是该报告评估一国商业环境的重要指标。2020年3月27日发布的《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强调“本市推行以信用为基础的分级分类监管制度”，“建立健全市场主体信用修复制度”。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重申“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失信行为认定、失信联合惩戒、信用修复等机制”。

　　建议启动中小微企业“信用基建”

　　中小微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帮助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多项民企纾困政策，成效初显，但政策传导“肠梗阻”顽疾依然存在。其中，解决风险定价问题成为突破这一难题的关键。为此，建议启动全国中小微企业“信用基建”工程，专注于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最后100米”，打造信用基础设施升级版。“信用基建”并非要创设一家新银行，而是给中小微企业提供一个“信用积累、储蓄、增信、变现”的水库一样的新型基础设施，打通金融服务精准对接的最后100米。

　　实施这项工程只需对现有全国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整合创新，实现升级，也是对目前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无法覆盖的中小微企业的重要补充。平台可以提供六大系统信用服务，即挖信、评信、增信、储信、修复、用信。前五项是企业信用资产的“收入”，用信是企业信用资产“支出”和信用价值的“变现”。其中的“挖信”是对中小微企业沉睡的信用资源多维挖掘和信用价值量化，是传统采信、征信、评信的智能叠加。“储信”主要解决“数据白户”问题。“信用修复”是实现容错纠错机制的重要一环。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