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乡二元体制机制壁垒消弭，大规模农业转移人口开始从乡村涌入城镇，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的17.92%飙升到2019年的60.60%。人口向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集聚，对城市承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考验着城市治理能力。

　　数字经济为超大、特大城市提供了新的治理路径。数字技术的跨时空关联性使得经济能以较低的成本和多样化的方式建立起新的连接，数字经济因其线上优势，使得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可以更容易地打破时空界限，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口的集聚。具体而言，第一，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数字经济导致产业中的上下游企业在地理空间中的依存度降低，使得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地理空间关联与纽带变得没有那么紧密，促使企业与企业之间从原先地理空间集聚模式变成以数据和信息实时交换为核心的网络虚拟集聚模式，从而推动区域内产业转移。第二，数据要素能够促进技术、人才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跨地区协同联动，有助于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以及企业内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跨地区合作与沟通，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内产业转移和人口疏解。第三，数字经济改变了居民的消费习惯、消费行为与消费结构，“在线消费”“移动支付”等发展迅速。一方面，互联网平台消除了消费信息不对称问题，使生产和服务的供求信息更加精确；另一方面，由于信息在网络上的共享性，网络消费产品可以复制，不会引起边际成本增高以及市场交易量的增加。第四，数字经济减少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的依赖，一方面，工业机器人的投入会显著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从而替代一部分劳动就业；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机器主要可以实现自我监督和自我调节，智能化的生产过程进一步加剧了物化劳动替代活劳动的过程。第五，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伴随“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资源可以更高效地实现跨地区共享。第六，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了农业附加值和农村经济发展，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同时也增加了乡村对劳动力的拉力。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在促进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的同时，也极大改变了城镇经济结构以及居民生活、工作习惯，成为破解中国发展难题的重要战略选择。

　　以“虚”“实”深度融合提升未来中国数字经济的承载力和包容力。信息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自主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我们应该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力量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与此同时，重视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通过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建设信息经济示范区等，促进世界范围内投资和贸易发展，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此外，面对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隐忧，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也应该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其核心任务是加快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努力提升信息数据链的完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