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雾霾在华北地区再次发威， 多条高速公路因之封闭。一段时间以来，区域性的大气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多地雾霾天气频发，医院里呼吸病患者急剧上升；空气净化器和口罩几度脱销。在不少地方，呼吸新鲜空气，已经成了一件奢侈的事。大气污染原因何在？怎样进行有效治理？本期“思与辨”就此进行探讨。

　　大气污染原因何在？

　　■主持人：

    尹传刚（深圳特区报记者）

　　■嘉 宾：

　　刘国强（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上官酒瑞（上海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王 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漫画：喻红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是治污之本

　　主持人：我国是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你们看来，究竟是什么因素“贡献”最大？

　　王琳：大气污染的人为来源主要是工业污染源、交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具体哪种污染源的“贡献”较大，得靠数据来说话。不同的地区当然会有差异，但多数恐怕还是前两类“贡献”更大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才是治污之本，这对应的其实就是工业污染。而防治工业污染的难度就在地方保护，基于“无工不富”等思想，加上多年来各地对GDP的过于看重，使得一些地区宁要有污染的快速增长，也不要无污染的原地踏步或缓慢增长。在“保增长”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之后，大气污染防治便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上官酒瑞：造成大气污染的因素很多。比较而言，在中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产业性污染对大气污染的“贡献”最大，也就是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产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因此，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是治污之本，是防治大气污染的关键所在。要严控“两高”行业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提高环保、能耗、安全、质量标准；压缩过剩产能，坚决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盲目扩张等。如果这些举措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铲除大气污染的土壤。

　　与结构不良的产业密切相关的是不合理的能源结构，所以有必要通过科技创新、市场调节、税收减免、政策支持等方式，来降低能耗总量，提高能源利用率，开发清洁能源，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大气污染防治提供保障。

　　刘国强：从对城市空气造成污染的具体因素看，一般认为有三类主要的污染源：一是工业企业，二是交通运输，三是居民生活。其中工业污染所占比例最大，达到70%以上；除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外，大部分地区仍使用对空气污染度较大的国Ⅲ标准汽柴油，汽油含硫标准是欧洲、日本标准的15倍，美国标准的5倍，柴油含硫标准则是欧日标准的30余倍。鉴于雾霾天气频繁出现，政府有必要下定决心，加快推动油质升级。

　　令人遗憾的是，近年以来，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破坏、资源损耗之间的关系处理失当，未能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要确保污染处罚使违法企业有痛感

　　主持人：对污染企业轻飘飘的处罚其实就是一种纵容，那么，怎样的处罚才能让企业真正有痛感？

　　王琳：要确保污染处罚使违法企业有痛感，就得先让那些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重责轻究的执法人员有痛感。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纵容污染企业的背后，或是地方保护，或是失职渎职、徇私枉法。尤其要打破职能部门与违法企业之间的利益共同体。除了强化内部监督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权于民，通过社会监督和公众监督来防范执法者与违法者之间的勾兑。赋予因大气污染而受损的公众以司法救济权，可视为扩大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尝试。就目前的法治生态来说，这一尝试不但亟须司法的介入，更需立法的支持。基于这类特殊侵权诉讼的专业性，扶持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在法律范围内加快专业化，并为公益诉讼提供及时和高效的法律援助尤为重要。

　　上官酒瑞：如果环保执法疲软，只是“挠痒痒”和做做样子，那么严重污染事件照样会层出不穷，相关法律会陷入“印在纸上、挂在墙上、说在嘴上”的尴尬境地。政府要提高监管能力，坚决抵制与企业“合盟”、做企业“保护伞”的行为，对监督缺位、执法不力、徇私枉法等要依法追究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要加大执法力度，加大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力度，让企业付出的代价远高于投机排污所获的“收益”，对涉嫌环境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以产生震慑效应，让企业敬畏法律威严。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进行二审，取消了罚款上限，并规定因大气污染受害的市民可提出赔偿。这样的规定意义重大，值得期待。其实，污染受害者有权索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已经实施的《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中也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这项权利的兑现仍然存在着诸多操作困境，如污染源在哪里？索赔的对象是谁？受害人如何举证抗辩？为此，需要借鉴他国经验，突破传统的侵权诉讼模式，通过立法建立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细化公民索赔诉讼程序，并探索形成集体赔偿、污染保险、医疗救济、环保组织维权等机制。这样，在企业行为、空气污染、公民索赔、法制保障之间形成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和倒逼机制，推动大气污染索赔权能够真正落地。

　　政府不率先垂范，全民参与就是一句空话

　　主持人：大气污染防治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的事，而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是社会的普遍共识。政府怎样引导、保障公民的“绿色”参与？

　　王琳：大气污染防治确实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的事，而是全社会所有人的事。但从防治的角度看，它首先是政府的事。政府不率先垂范，全民参与就是一句空话。比如，机动车尾气排放被普遍认为是主要的大气污染源之一，那么政府各部门有没有在公车数量和公车使用上向污染防治靠拢？若公车越来越多，又怎么去倡导公民绿色出行？

　　刘国强：要攻克大气污染顽症，关键还是要全社会形成合力，提升环保意识。政府部门应完善相关环保立法工作，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并做好环保教育和宣传工作，倡导全社会树立节俭、文明、适度、合理的消费理念，让节约电、少开车、少抽烟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为。政府也可以在发展公共交通、为绿色出行创造条件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比如以经济和行政手段来鼓励减少公务用车和出租车拼车等。

　　上官酒瑞：有必要通过宣传教育等，增强公民的环保意识和生态理念，在全社会树立“同呼吸、共奋斗”的行为准则，为改善空气质量创造氛围；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市场调节、财政扶持等，引导公民绿色生活、低碳消费，尽可能减少污染排放；通过立法建制、治理创新等，推动公民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参与环保，开展监督，为空气质量改善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