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形式的政策性住房，其基本功能只能是保障居民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不应承担为家庭财产保值增值的功能，更不应成为一种谋利机制。自住型商品房的供应规划、申购门槛与监管制度应进一步细化完善，挤出财富效应

　　获悉“自住型商品房”，还得从三通电话说起。“京七条”颁布当天，一位同事焦虑地来电咨询，到底是交押金杀入东六环某楼盘的开盘抽签，还是转去轮候自住型商品房；一位轮候限价房5年仍未中签的采访对象问我，这次“中奖率”是否会提升；还有位身家颇丰的老友打起小算盘，“找机会搞几套，出租或是倒手，肯定都能升值！”

　　自住型商品房能在不同收入人群中激起共鸣，源于其释放的信息颇具诱惑：房子建筑面积以90平方米为主，最大可达140平方米；购买无收入门槛，能买商品房的都能买该房；价格比市价便宜30%。在楼市持续高烧的北京，一套七折商品房那得多抢手啊！

　　然而，诱惑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担心分配不公的社会焦虑。尽管有5年禁售期，但转手时只需按买价与出售时周边房价差的30%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这样的七折房如何避免权力寻租？户型以90平方米为主，市场需求量最大，虽然名曰自住，但就算空置或出租，谁能辨别？自住型商品房还鼓励企事业单位和相关机构利用自有用地开发建设，会否催生一批“特权房”、“定向房”？

　　这些担忧并非多余。自住型商品房，名义上是七折商品房，但它享受了土地优惠，含有公共福利因素，不能在市场自由买卖，本质还是政策性住房。政策性住房分配的人为干扰因素较大，确实有分配不公的“前科”。经适房、限价房等共有产权保障房之所以争议较大，就是因为制度设计不完善，让保障房沦为权力寻租、财富二次分配的投机品。自住型商品房的分配和监管制度，目前仍未细化，难免让人担忧。

　　其实，旨在关注夹心层住房问题的自住型商品房，制度设计初衷是好的。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作为城市中坚力量的中等及中低收入家庭，虽然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但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许多城市新移民、新就业人口组成的三口之家，蜗居在40多平方米的租赁房里。因此，不将“夹心层”简单地推向市场，而是形成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体现了城市更温暖的公共关怀。

　　但是，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政策性住房，其基本功能只能是保障居民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它不应承担为家庭财产保值增值的功能，更不应成为一种谋利机制。为此，自住型商品房的供应规划、申购门槛与监管制度都应进一步细化完善，挤出财富效应。像北京这样地少人多的城市，政策性住房还应以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套型为主，像百平方米以上的舒适型住房，特别是140平方米的享受型住房应该考虑取消；为缓解市场供求紧张，保证“夹心层”两条腿走路，自住型商品房的土地供应最好是增量，而不是与普通商品房抢份额；既然政策性住房的根本功能是解决居住困难，那么就该将已拥有舒适性住房的申购家庭排除在外，哪怕这个家庭只拥有一套住房；为了更好地监管，还应尽快实现住房信息联网以有效监管。

　　换言之，自住型商品房的政策导向没有问题，但要在其基本功能上细化制度设计，防止其成为谋利的工具，才是自住型商品房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