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新决策、新举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发展。其中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是：《决定》明确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按照这个要求，提出了经济领域众多新的重大改革举措。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和发展，将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一、我国改革理论的重大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所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35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始终是围绕着正确认识与处理政府（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根本特征就是否定和排斥市场作用，完全由政府通过国家计划进行资源配置。当时主导的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改革开放要在实践上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就必须在思想上突破否定和排斥市场的传统观念的束缚。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我们对政府（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逐步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个精辟论断，使我们对政府（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随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作用的定位之后，我们党一直在继续探索适应改革和发展客观实际变化要求的准确定位。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删去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定语。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在市场基础性作用前面所加的关键词虽有所不同，但都集中在强调改革取向是增强市场作用。这些重要论断为此次《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思想和理论上作了准备。

　　从实践背景看，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迫切要求我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进一步增强发展活力和创新动力；而当前经济发展中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如部分商品和要素价格扭曲、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不合理、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积累、生态环境恶化等，都与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和干预不当、市场功能发挥不够有密切关系。《决定》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广泛考虑各方面意见，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却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种表述不是矛盾和对立的，而是一致和衔接的，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与时俱进的发展。“决定性作用”的表述，在理论上更为明确、到位，对于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更有针对性，是我国改革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这个新表述有利于进一步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开创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

　　二、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内涵和实践意义

　　为什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有多种含义，这里说的市场，是指以商品等价交换为准则的经济活动方式，即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作为市场经济的原始形态在世界各国古已有之，只是到资本主义产生后，简单商品经济才发展成为近代市场经济，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清除了封建社会制度束缚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生产得以迅速发展。自1848年至今160多年间，全球创造的生产力更是大大超过历史上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全球生产力的这种巨大发展，应归因于经济全球化所带动的市场经济在全球的发展。历史和现实表明，与其他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体制，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的最优途径。

　　所有经济活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最有效地配置资源。所谓资源配置，指的是各种生产资源如何用于各种商品的生产，以及所生产的商品如何分配到各生产要素所有者。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会产生不同的配置效率。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使资源配置以最低成本取得最大利益，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关资源配置和生产的决策是以价格为基础的，而由价值决定的价格，是生产者、消费者、工人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在市场自愿交换中发现和形成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优势在于：作为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具有通过市场交换形成分工和协作的社会生产的机制，通过市场竞争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和优胜劣汰的机制，通过市场价格自动调节生产（供给）和需求的机制，从而可以引导资源配置符合价值规律以最小投入（费用）取得最大产出（效益）的要求。因此，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本质要求，是在经济活动中遵循和贯彻价值规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实质就是让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是遵循这一规律不断深化的，因而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震惊世界的辉煌成就。我国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成功结合。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注入蓬勃生机和发展活力，社会主义为市场经济开辟崭新境界和广阔前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都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能动的、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不仅能够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者的优势结合在一起，而且留有很大空间，可以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通过深化改革不断优化这种结合。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这种结合新的重大发展。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看，改革开放35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绝大多数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已基本上通过市场进行。但是，在各个经济领域，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资源配置违背价值规律要求导致资源低效配置乃至严重浪费的现象还十分普遍。其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经济体制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以及干扰、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决定》明确指出，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决定》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各项部署，对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是创业、创新的主体，是整个经济生机活力和蓬勃发展的基础。而平等的市场准入和产权保护、公平的竞争条件和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焕发生机活力的根本保证。现在束缚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的体制障碍，主要是对民营企业的不公平待遇，阻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仍然存在；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投资审批，既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优胜劣汰的功能，也造成对民营资本的“挤出”效应；一些领域存在明显或变相的行政性垄断，妨碍公平竞争，公用事业和社会事业领域存在准入壁垒，导致大量民间资本不得不拥挤在竞争性经济领域，加剧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科技体制中政府与市场定位不清，妨碍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政府一方面对企业技术创新过度干预，拔苗助长，不利于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在为创新营造良好环境方面又作为不够，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人才评价机制不够合理。解决体制机制中这些妨碍各类市场主体发挥创业、创新积极性问题，关键是要在经济领域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进行资源配置。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我国是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口超过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的总和，发展需求和潜力也大得多。这么多人的就业、创业，这么多需求的满足，这么多经济、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一切都必须依靠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全社会所有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归根到底是要进一步解放对生产力发展的所有束缚，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迟缓，当前不少行业产能过剩、效益下降，究其原因，同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和干预不当、妨碍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有很大关系。例如，政府定价或管制的价格仍然较多，电力、成品油、天然气等重要商品价格形成的行政性管制特征明显，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资本市场体系不完善，金融机构多元化程度偏低，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不统一，户籍制度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等等，这些问题导致多种要素价格不能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变化。与此同时，财税体制不够合理，党政干部政绩考核过于看重GDP增长率，助长地方追求速度型经济增长，以及上项目、铺摊子的投资冲动，加剧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政府以不当方式直接干预资源配置，如以低地价供地、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方式招商引资等，也扭曲要素价格、干扰市场机制作用，误导资源配置。根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深化相关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第三，有利于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现在政府治理与市场功能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一方面将过多时间和精力用在审批项目、招商引资等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事务上，导致政府在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缺位；另一方面政府对社会事务包揽过多，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不仅影响社会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供给，也导致政府成为这些方面矛盾的焦点。因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凡是市场和企业能解决的，放给市场和企业；凡是社会中介组织能承担的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这不仅有利于政府真正转变职能，把重点转到加强市场监管、增强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而且有利于铲除滋生公职人员受贿、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根源。20世纪80、90年代，重要物资和外汇等双轨制，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都曾经是腐败现象的多发高发领域，后来通过改革从体制和制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相关领域滋生腐败的那些土壤就被铲除了。现在政府审批投资项目和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同样存在权力寻租的机会，因而也导致腐败问题多发高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是抑制和消除腐败现象的治本之策。

　　第四，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35年来我国一条成功经验。对外开放不仅使我国得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有力推动国内发展，而且为国内改革提供了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规则借鉴，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动力和活力源泉。我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很大受益者。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各个领域包括贸易投资规则的竞争更趋激烈。主要发达国家正在推动新一轮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涵盖环境保护、竞争中立、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劳工标准等所谓“21世纪新议题”，具有领域广、标准高、影响大等特点。正在开展的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焦点问题是要求我国改变现行的外商投资逐案审批制和产业指导目录方式，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这些既涉及市场准入，又涉及体制改革，要求我们加快改革投资管理模式和制度创新，建立统一、公平、透明的投资准入体制，使微观主体获得更大的自主投资权限，使政府部门从项目审批向反垄断和安全审查等宏观管理职能转变。从对外开放范围看，我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差距，主要在服务业领域开放。据世界银行研究，我国服务业开放水平在103个参与排名的国家中仅列第77位。服务业是我国经济的短板，也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潜力所在。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相关领域投资准入限制，这有利于引入竞争，加快我国服务业发展。总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适应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形势的要求，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国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

　　三、全面认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和重要作用。《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西方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政府只承担“守夜人”职能。这主要是因为亚当·斯密生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期，未能看到它由于内在矛盾发展而产生的重大变化：从1825年起，几乎每隔10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自由竞争引起资本积聚和集中进而产生垄断；特别是1929年世界性严重经济危机，导致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在此大背景下，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6年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主张当经济周期处于衰退阶段或繁荣阶段时，由政府分别实施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及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调节消费和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和总产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同时，普遍实行不同方式的政府干预，包括宏观经济管理（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规制（市场监管）。政府干预不是要弱化或取代市场作用，而是要弥补市场失灵，并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有序运行创造良好环境。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的对象是市场功能充分发挥的成熟市场经济，与之不同的是，市场经济在我国从未得到充分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始点，不是自由竞争和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政府高度干预的计划经济；当前改革开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仍然是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解决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干预不当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因此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这绝不是说市场是万能的、可以把一切交给市场、所有领域都市场化；更不是认为政府对市场可以撒手不管。《决定》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说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经济市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讲道德、讲诚信的经济，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不仅受利己动机和竞争压力约束，而且要受法律、法规约束和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约束。因此，政府“有形的手”有效配合市场“无形的手”发挥作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我国有党的统一领导，可以制定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民利益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动员、组织全国人民为之实现而奋斗；可以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正确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党的正确和强有力领导，政府的有效宏观调控和积极有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和全球罕见的巨大成就，这同我们党和政府在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维护发展环境稳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在这个进程中，我国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也积累了包括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在内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是今后应当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正确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手段，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水平，防范财政、金融的系统性风险，防止经济周期性大幅波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同时，由于市场机制作用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市场主体为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可能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政府必须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和劳动者、消费者的安全、健康等权益。政府还必须采取反对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的经济性规制，保障竞争公平和消费者利益。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市场机制不能很好地解决公共产品供给和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政府必须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和规范由市场形成的初次分配秩序，并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对收入再分配进行合理调节，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促进共同富裕，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