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应瞄准创新型城市的国际标准，率先形成符合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在全面落实《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基础上，建成更高水平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并在“深圳速度”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创新型建设发展的“深圳质量”、“深圳标准”、“深圳创造”。

　　深圳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努力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重大决策，使深圳的未来发展又步入一个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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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战略下的深圳创新型城市建设

　　创新型国家建设是我国的国家战略。我国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从39%提升至6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从1.35%提高到2.5%.随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对此作出布局。2012年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使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作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决策。

　　创新是一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是城市发展的灵魂。深圳应当为全国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作出表率。目前北上广深创新指数在全国占据前列。深圳把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主导战略，确立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和前海开发开放的改革主攻方向，并获批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深圳科技创新能力位居全国前列。201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4.02%.超材料、基因测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核心技术水平跻身世界前沿。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20%以上，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4700家，是五年前的3.5倍。深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7.3%，五年提高4.1个百分点，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64.0%.这些都为创新型城市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按照2020年初步建成“创新型国家”这一时间表，还有五年时间。作为实施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深圳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产儿，“创新”是深圳的文化之母，“先行先试”、“敢为天下先”是深圳最深刻、最显性的文化记忆，深圳最有条件率先建成创新型城市。

　　“创新”是深圳最为本质的城市精神，“创新之都”则是深圳最切实的城市定位。在未来国家科技创新中，深圳应担当起“第一梯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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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创新指数：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20世纪初，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首次将“创新”定义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认为所谓“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

　　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创新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而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则把创新纳入国家发展的驱动要素，最早使用了“创新驱动”这一概念。波特的国家竞争发展理论以人均GDP为依据，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作出划分：一是要素驱动阶段，二是投资驱动阶段，三是创新驱动阶段，四是财富驱动阶段。创新驱动是一个重要阶段。

　　世界上公认的包括美、日、芬兰、韩国等在内的20多个创新型国家，都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国家，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居其他国家，如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比例都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此外，这些国家获得的专利数占世界的绝大多数。英国一位专家在谈到创新驱动时说：“我们人口占世界人口1%，但研发经费占全球5%，创造全球科学著作5%，被引用数量占9%；科学家获得70多次诺贝尔奖……世界上每10种抗生素中，就有5种出自英国的医药制造企业。”伦敦聚集了英国1/4教育科研机构，年教育经费超7亿英镑，吸引着英国40%的风险投资，60%的人从事与教育和科技相关的行业。

　　关于创新型城市指标体系，影响较大的有欧盟的《全球创新排行》、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瑞士洛桑国家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国内影响较大的有国家统计局提出的创新国家指标体系、《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以及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等。

　　美国理查德·佛罗里达教授曾提出创新型城市的“三T”指标，即技术、人才、包容度。香港大学进一步提出了资本创意指数，即结构性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分析视角不同，但都强调创新型城市建设是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脱落，都可能导致城市创新的衰败。

　　深圳应瞄准创新型城市的国际标准，率先形成符合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在全面落实《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基础上，建成更高水平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并在“深圳速度”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创新型建设发展的“深圳质量”、“深圳标准”、“深圳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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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根植于自然、社会、人三元关系的历史性演绎

　　创新是刷新人类文明的伟大力量，而科技创新则是促进人类社会变迁、改进人类生活方式的原动力。回眸人类走过的漫漫历程，创新是人类最为珍贵的精神价值之一，是人类文明生长与变迁源源不绝的活力之源。

　　在人类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那个时候，人类已整体性地在哲学、文学、宗教、科学等方面，综合性地展示了巨大的创新能力，并由此构成了诸民族文化特质的基型，奠定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成为后来文明前行的引领。以后，各文明形态一路走来，由创新的不断激荡而一次次获得新的生命亮泽。

　　创新，生发于对自然、社会、人三元关系的历史性演绎和对生存内在驱动的自觉回应。今天，现代社会的重要架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正义伦理这些“现代文明”要件，也无一不是在创新之树上结出的丰硕果实。

　　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依靠创新拾级而上的过程。科学革命引发人类生活观念深刻变化和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技术革命引发人类生产方式深刻变化的技术变革，产业革命是科技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使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本质地说，创新是人类“族类”特质的外化。

　　中国的现代化旋律，在19世纪末已奏响。著名现代化学者布莱克在他《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提出现代化进程的四个阶段：（1）现代化的挑战，在传统知识框架中社会开始面对现代观念和体制；（2）现代化领导的强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转入现代化领袖手中；（3）经济和社会的转变，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占主导转变为都市工业生活方式占主导；（4）社会的整合，经济和社会转变引起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组。按布莱克的界定，中国19世纪末到1905年为第一阶段，1905-1949年属于第二阶段，1949年后才开始第三个阶段，而美国在1933年已完成第三阶段，进入第四阶段。英、法、德、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瑞士、丹麦、挪威、瑞典在20世纪30-40年代进入第四阶段。

　　中国要进入第四阶段，实现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联动推进，必须靠科技创新。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是衰败的，而一个创新强度不足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中国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时间已非常紧迫。如果没有科技创新和人才战略的整体性导入，这种目标的实现会很困难。深圳应着眼于现代化总体战略布局和未来30年发展，来思考和布局包括科技创新在内的城市综合创新和人才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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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闯”是实现城市转型发展最珍贵的精神价值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并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是对深圳城市精神、也是对创新命题的深刻诠释。

　　“敢闯”是创新型城市建设应秉承的品质。没有“敢闯”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转型。创新必须有切切实实的举措导入，特别要营造“敢闯”、“敢为天下先”的制度环境。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给，“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不可能，创新就是一句空话。对于创新的社会保护，不仅是精神性的，更应是制度性的，成为一种社会结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是全国首部改革创新法规，要使这部法律成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有力支撑。

　　突破制度和体制瓶颈，率先突破制度创新的难点。制度和体制是一个社会结构的灵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就没有创新绩效。创新型城市建设必须解决好科技管理的创新机制、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产学研的协同机制、科技金融结合机制和人才发展机制这些基本问题。在创新服务的支撑体系上，应注重优化科技基础设施体系、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等软环境，强化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四新”经济。

　　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中进行创新布局。在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布局中，要着眼于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先行区、若干领域在亚太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这一基点，对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作出整体安排。使城市真正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基地、科技开放的前沿、科技惠民的典范、创新创业的沃土。特别要按照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的要求，推进深圳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法规体系。扩大“深港创新圈”的发散功能，促进香港金融、信息、科研等优势与深圳创新创业环境有机融合。

　　使“领新标异”内化为城市的公共品格。深圳要做“领新标异二月花”，使“创新”成为最强健的都市主旋律，成为城市话语的核心概念。由此，深圳不妨可以有自己的“创新博物馆”，甚至可以有“创新大道”、“创新广场”、“创新文学”等城市符号。创新精神应如“轻风漾水光”，如和煦春风，拂面而来，沐浴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全过程。（作者为上海学者，公共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