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随身携带身份证违法吗？警察有权随便查验身份证吗？如果回答“当然不违法”“当然不可以”，说明你对我国居民身份证法有关规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如果止于作如此排他性判断，则并不一定正确。在特定情况下，携带、出示身份证是公民的义务。不要以为设问中有“随便”二字，就决定了“当然不可以”的回答必定是正确的，因为“随便”只要在“裁量”范围内，即不存在“违法”的问题，就是“有权”，至于是否合理，则要看“随便”的度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当然，不管是基于什么原因，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辱骂当事人，都是法所不容的，应当在确认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处理。近期发生“警察以查身份证为由强制传唤两女孩”事件，虽然其全貌尚待调查确认，但是，围绕该事件所形成的诸多观点有待正本清源，而该事件再次凸显了警察执法规范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警察执法规范化，应当尊重警察事务自身的规律性，强调过程论视角，坚持正当程序规则，注重利益衡量性的思考。总体而言，无论是一般的执法活动，还是解决纠纷，抑或是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警察执法都应当坚持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公开原则。进而，在过程论视角下，警察执法规范化问题还需要分类、分层、分阶段来分别把握。很显然，不同类别、不同层级的警察，其执法规范化要求会存在差异性。共性的问题可以在高层位的法规范中作统一要求，而对个性化的规范，则需要完善相应的授权规程，由一线的人员在实践中去摸索、完善。至于不同阶段，包括整个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某种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某个案件进展的不同阶段，乃至某个人、某个队伍成长的不同阶段等等，其执法规范要求都应当有所不同。

　　理解这个问题，可以从“扁鹊论医”和“扁鹊见蔡桓公”的典故中找到富有哲理的过程论支撑——事前、事中、事后，各阶段的病情都需要治疗；各阶段的治疗所针对的病情不同，故而所用方法和方式亦不同，所得到的效果亦不同。并且，若在各个阶段都不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后果不堪设想。这恰恰道出了警察规制过程中应当致力加以规范和完善的课题。

　　其一，应当坚持早介入、早防治，防患于未然的理念。名医扁鹊称其长兄医术最高明，“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正所谓事后规制不如事中规制，事中规制不如事前规制。这是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观点，它体现了过程论观念，也体现了对阶段和手段的衡量，其价值取舍标准具有正确的价值导向，故而具有很强的值得支持性，可谓解决纠纷、化解矛盾、长治久安的理想目标。但是，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当如何与警察消极目的的原则相协调？

　　其二，应当做到事前、事中和事后的规制相结合。这个道理都明白，但是，要全部做到，除了对所指范围进行严格限制的情形外，则几乎不可能。这一方面是源自规制本身或者规制者的主客观原因，使得事前规制者未能发现纠纷或者矛盾的苗头，无法将其制止于萌芽状态；另一方面是来自被规制者的原因，例如，难免会有蔡桓公一类的人，对指出其“病征”的不理解，坚持“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的偏见。如果事中、事后能够适时采取措施，亡羊补牢，或许可以避免“桓侯遂死”的恶果呢。

　　其三，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规制，是实现长治久安目标的基本保障。事前规制，“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事中规制，“其在毫毛”；事后规制，“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前两者因为标准难以把握，要以法的明文加以规定，难；事后规制虽较容易以法规范加以规范，但是，因其手段之重，要获得广泛的一致意见，难。这三难，决定了警察执法规范化首先应当在最初的依据合法上做文章。

　　其四，应当根据需要为各阶段配备必要的人、财、物，并为各阶段、各环节人员互动交流沟通提供系统平台，为各级各类人员素质提升提供机会和支持。分不同阶段、不同层次需求，分门别类地配置人员，分配任务，才能真正做到对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过程、有实效的监管。

　　其五，应当建立相应的科学评价和奖惩机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要善于用人，得英才而用之，要“把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亦要坚持功绩主义，注重工作实绩，让真正为警察事业作出贡献者获得应有的评价和奖励。（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