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出版古籍，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很边缘的事情，不仅与一般社会生活没有多大关系，甚至在文化生活领域，也只是一小部分专家学者的事情。然而在中国古代，却是另一番景象。

　　印刷术发明后，五代后唐诸朝开始大规模印刷书籍，印制的就是已经流传很久的经书，是地地道道的古籍，而不是当时人的著述。至北宋初年全面推广雕版印刷，像《史记》《汉书》等最基本的古代史书，亦即所谓“正史”，也很快被雕版印行。这一做法，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承。透过这一史实，我们就不难看出，刊印前朝旧籍，本来是中国古代出版业中的一项核心工作。

　　这些前朝旧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难免产生文字错讹，轻则文气不畅，重则影响读者对本义的理解，有时甚至会产生很大误解。因此，从雕版印刷产生之日起，校勘整理，就与之紧密伴随；更准确地说，在雕版印刷大规模普及于经史书籍的五代和北宋前期，通过精细校勘来为读者提供文字准确、文本统一的读本，比书籍的广泛传播更为重要。这种校勘出版古籍的工作，可以说是在为古代的历史文化延续命脉。

　　由于古代典籍的复杂性，这种校勘工作，不仅难以尽善尽美，每一种新的印本，往往还会不同程度地增添新的讹误。随着时代的延续，对古代典籍的整理校勘也就变得愈为迫切，需要勘正的问题亦随之日益复杂。

　　好在当代中国一直有一批既富有学养，又勇于担当传承文化使命的学者，多年来持续努力从事着这一工作，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最近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评选推出的《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入选书目》，就向社会展示了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些著述。这个书目，包括了传统四部分类中经、史、子、集各个门类。由于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关系，我对史部书籍尤为关心，在这里想谈谈对这份书目中史部书籍的粗浅印象。

　　按照所公布书目的计数方法，在这91种书籍当中，属于史部的书籍总计在30种以上，所占比例，较为合理。在这里面，既有像“二十四史”暨《清史稿》和《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这样统一编印的丛刊，也有许多像《战国策笺证》《唐才子传校笺》《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样的单行印本，均衡兼顾各种形式。

　　这份书目的史部书籍当中，很多都是难得的精品。例如，1956年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后归中华书局不断重印的《资治通鉴》，不仅充分吸收了清代中期以来胡克家、张瑛、熊罗宿、章钰诸人的校勘成果，而且分段标点亦极为审慎。其具体点校工作集中了当时史学界十二位知名教授，包括顾颉刚、容肇祖、聂崇岐、王崇武、郑天挺、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何兹全先生等，分卷点校，然后再由顾颉刚、容肇祖、聂崇岐、王崇武四位先生组成“校阅小组”，在每一卷点完之后，重做两次“复阅”。不仅司职人员水平、层次之高，点校质量之佳，可谓“空前”，使这一印本成为此书现有诸本当中最好的本子，而且以如此强大的学术阵容来点校一部史书，勘定佳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怕也将是堪称“绝后”的事情。

　　但同时，一项高质量的古籍校勘成果，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善于裁断，有所发明，这一点也应该是相关主管部门在作优秀成果评选时着力予以关注的因素。在这次入选的史部书籍当中，周祖谟先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对《洛阳伽蓝记》的版本源流关系、正文与注文的析分准则等关键问题，都能够提出超越前人的明晰认识；再依此振裘挈领，考辨校释具体问题，要言不烦，新见迭出，堪称典范之作。

　　除了整理校勘成果之外，在这份书目的史部书籍当中，还有一小部分有关古籍的专题研究成果。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此书以一人之力，对清代考据学鼎盛时期汇集一大批优秀学者心力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出深入细致的考订辨析；不仅对每一部典籍的具体考证结论足以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传，而且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的核心宗旨方面，往往能够超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达到空前的历史高度，是二十世纪留给后人的学术经典之一，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很自豪地留给后人的“古籍”。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