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也是我们寻求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源头。长期以来，尽管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缺乏整体视野，甚至没有一本专门著作。湖北大学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田子渝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以下简称《传播史》）入选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由学习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这是一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进行全景式扫描的著作，其宏大的学术视野、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结论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传播史》不局限于一人一事，而是着眼于全景式描述，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置于近代救亡运动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从源头上来论证、说明先进的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在近代救国救亡思潮演进过程中的必然性。在这样一种视野之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三种力量得以呈现，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国民党人士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过去往往只强调第一种力量的作用，忽视第二、三种力量的积极作用。《传播史》提出三种力量通过各自的报刊杂志、团体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都发挥了作用。为此，《传播史》既评述研究了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书报杂志，如《新青年》《劳动界》《先驱》《向导》《共产党》月刊等，也对诸如《星期评论》、《晨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种整体性的学术视野，是过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研究中所少见的。

　　《传播史》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努力挖掘新史料，对传统观点进行审视，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例如，《传播史》指出五四时期第一个提到马克思辩证法的是1919年7月18日至24日《晨报》副刊刊登的无译者署名的译文《马氏唯物史观概要》（原著作者为堺利彦），而非1924年瞿秋白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学时才首先传播马克思辩证法。1922年1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李汉俊）一文，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二章哲学部分的中文解读本，详细论证了唯物史观是“辩证法的思索法和唯物论的观察法”的“巧妙的结合”。1923年3月1日，《少年》第7号发表了石夫节译，阿多那斯基（V.Adoralslay）著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规律》，具体解读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五个规律。因此，1924年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执教时编《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念》讲义，传播马克思辩证法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以上传播的继续，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再如，《传播史》挖掘出1919年9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李汉俊译作《今日之世界潮流》及所附“译后短言”的新史料。在“译后短言”中，李汉俊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一分子，确有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打算。此外，《传播史》还用四条史料，论证在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前，一些知识分子已经独立思考在中国建党的问题。一是李大钊1919年2月在报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李氏将团体对应的英文写作“Party”）。二是1919年2月“若愚”发表《国际的革命》，高度赞扬“国际社会党”，并“希望各国的国际社会党及我们中国的国际社会党，先将这国际的强权推倒，这就是我主张国际革命的意思”。三是戴季陶1920年元旦在《民国九年的工作》中，指出这年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劳动者与革命的知识分子联合，组织无产阶级的大同盟。四是1920年1月29日，邵力子在《劳动团体与政党》一文中指出：“劳动者应该尽国民监督政治的天职，劳动团体也可以有政治的活动，但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围绕李汉俊发表的“译后短言”及其前后的这些史料，《传播史》认为，李汉俊是明确提出建党思想的第一人，并强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近代中国救亡救国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不是外来政治势力进入的结果。

　　诸如此类的新观点，《传播史》中还有不少，如针对早期共产党人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对中共以“国民革命”取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提法等，《传播史》都提出了新的见解。此外，《传播史》还附有三百多张珍贵的原始图片史料，其中四分之一是首次发表，弥足珍贵。值得一提的是，湖北大学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长期聚焦这一领域，陆续获得了5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教育部社科基金课题和3项湖北省社科基金课题，并推出一批学术论文与专著，《传播史》即其代表。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该中心还将继续向学界奉献可喜的成果。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