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 阳

　　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构成，中华礼乐文明自周公以国家制度规定性以来一以贯之，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差异性，但礼乐体系化实施的整体观念导致历朝历代都会在因循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礼乐体系，这种体系涵盖了宫廷、王府、各级地方官府，并在有着广泛文化认同的前提下被民间所接衍，上下一致彰显礼乐文化的实质性特色。然而，当下学界谈礼乐更多聚焦在周代，所谓周公制礼作乐，战国礼崩乐坏，而对礼乐的持续发展少有问津，这与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实际样态有着较大偏差。

　　乐本无所谓礼与俗，在乐与礼制/礼俗仪式相须固化为用，以礼乐形态显现功能性意义后，那些不与礼制仪式相须为用的乐便成为与之相应的俗乐形态。无论礼乐与俗乐，都为中国社会所必须，构成用乐的两条主导脉络，礼乐代表国家在场，俗乐对应世俗日常，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以音声形态为重的乐文化，具时空特性，在没有录音、录像等科技发明的情状下，所有与乐相关的形态必须活态存在，国家意义上设置如此众多的礼制仪式用乐，必定以乐人群体活态承载，俗乐也是如此，这是乐文化独特属性。

　　礼乐的前提是礼，没有礼便无礼乐。并非所有礼都用乐，礼乐一定是在或国家、或群体或个人与礼相关重要的仪式中固化为用者，所谓“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宋·郑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乐分类型、分层级仪式为用，显现礼乐的体系化内涵。礼乐不具随意性，没有特定对象、不与仪式相须固化为用便非礼乐。

　　《周礼》与《仪礼》对两周礼制仪式用乐的把握奠定了中国礼乐体系的基本框架，礼乐观念彰显，其后诸朝依循于此丰富而行，形成吉、嘉、军、宾、凶仪式用乐的五大门类，诸种礼制仪式类型与乐制类型对应。在礼乐体系中，所谓“国乐以雅为称”（《隋书》），雅乐以国乐身份彰显尊贵，用于国家最高礼制仪式之中。但礼乐具有多类型性和多层次性，即便吉礼用乐亦非仅为雅乐者。作为嘉、军、宾、凶诸礼亦有制度规定性的仪式用乐，如此彰显礼乐风格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意义。

　　整体讲来，礼乐的顶层设计是王室、诸侯与各级官府依据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仪式用乐，如此形成王室与各级官府都有承载国家礼乐的专业乐人群体存在。清代雍正皇帝将承载礼制仪式用乐的官属乐人恢复民籍，国家不再全面供养这个群体，改为应用付酬。各级官府为这个庞大的专业乐人群体在乡镇一级划分“坡路”（应事范围）以为“饭辙”，这个群体将其熟谙的国家礼制仪式及其用乐转而服务于乡间社会（官府需要时依旧为之服务），造成国家礼制仪式为民间礼俗接衍，或称民间礼俗仪式用乐是为国家礼制仪式用乐的俗化显现。如此中华礼乐文化传统活态存在于当下乡间社会之中。所谓庙会祭祖、婚丧嫁娶、仪式庆典、当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相称的多种礼俗仪式用乐都可视为中华礼乐传统的活态存在。

　　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封建王朝统治，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建立，本应延续中华礼乐文化传统，却由于种种因素导致国家礼乐体系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想来也是，历史上所谓“功成作乐”多是在国家稳定、走向兴旺之时创制。因此，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际，盛世修典恰逢其时。中华礼乐文明彰显中国文化特色，要建立新时期的礼乐体系，必须做好理论准备，“讲清楚”礼乐基本概念，并在承继传统礼乐观念的基础上有所扬弃，新礼乐体系方可创制与实施。总体应有以下几个层面的考量：一是吉礼观念如何使用，二是礼乐仪式如何分类设计，三是礼乐形态如何创制，四是采用何种礼乐乐队组合。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说两周时期祭祀为国家大事，祭祀须有仪式，仪式中须用乐。周公将国家最高层级的祭祀定为天神、地祇、山川、四望、先妣、先考，如此，有“六乐”与之相应，后世多以吉礼为祭祀，祭祀用乐为礼乐全部。这种情状与当下无神论的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因此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实际上，祭为吉礼之初义，却非吉礼的全部内涵。吉礼观念主要为祈求国泰民安、祥瑞安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总之是为祈福愿景，尚有忠孝缅怀之意，当下国家有纪念碑、世纪坛、烈士陵园等，这些场合仪式用乐当然是吉礼用乐。再有，隋文帝定雅乐为“国乐”，即国家创制一套以“和”“安”等为名的乐，所用乐律、乐调、乐器彰显“华夏正声”之义，在除凶礼之外的多种最高仪式中组合为用，如此淡化了仅是吉礼为用的意义。还应看到，同样为五礼，在较低层级中所用的乐以及乐队组合都与最高仪式有异；按照五礼不同类型，这仪式用乐既有一致性也有多风格性特征，嘉、宾、军、凶仪式用乐与吉礼用乐有相当差异，所以说，五礼仪式用乐有庄严崇高、欢娱喜悦、雄壮威武、热情洋溢、悲恸肃穆等多种情感因素与风格，依礼制不同内涵彰显用乐风格的丰富性。这些用乐必与礼制仪式相须固化为用，否则便不为礼乐。

　　新时期国家礼制仪式用乐一定要有顶层、整体性分类设计，辨清哪些类型与场合应该用乐，并以制度“固化”，使国家礼乐呈体系化、多层次性样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应组织多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研讨论证，然后依循创制。还应加大宣传力度，使多种礼制仪式用乐深入人心，展现中华文化软实力，延续中华礼乐文明。礼制仪式用乐，重仪式感，参与仪式者在其中体味种种情感因素，使心灵升华。历代礼制仪式有些过于繁冗，用乐也显繁复，应去繁就简，使礼制仪式及其用乐既庄重又简洁明快。

　　传统礼乐创制分两种类型，一是专创，二是“拿来主义”。所谓专创，即专门创制一套曲目，代表国家形象用于最高礼制仪式的诸种场合。既然是整体设计，还应有在不同仪式场合专用乐曲，这也属于专创；所谓拿来主义，则是依据不同层级礼制仪式场合的需求，将社会上已经存在，并有广泛认同，且与仪式场域相吻的曲目拿来用于礼制仪式中。应该明确，同一首乐曲，在不同场域下演奏与使用，由于速度、节奏、乐队组合等多方面的因素，会使乐曲产生不同效果，当然，作为礼乐最为要者是与仪式相须固化为用，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同。

　　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所谓“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以钟磬琴瑟等华夏自产乐器为要的组合形态一直是礼乐核心为用者。礼乐的另一种重要乐队组合之鼓吹乐，则显现“胡汉杂陈”的样态，既有自产亦有外来，觱篥、唢呐等领衔乐器都来自域外。历史上这国家礼乐之乐队是国产与外来并用，新时期国家礼乐体系内的乐队组合，同样可以有国产、混用和外来等多种类型。我们看到，第一种类型当下多以博物馆式存在，第二种更多是乡间社会中礼俗用乐存在，外来组合类型成为当下主流仪式场合的“必须”。这外来乐队组合完全可以胜任多种仪式，但应考量作为国家礼乐，全部用外来组合是否合宜。

　　我们看到，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用乐，人民大会堂迎接来宾仪式用乐，庆典仪式用乐，阅兵仪式用乐，八宝山等多种仪式场合用乐在当下均属不可或阙。问题在于，除了《国歌》在多种庄重场合必须固化应用，许多仪式虽视用乐为必须，却没有形成体系。因此，接通中国礼乐理念，把握实质内涵，创建新礼乐体系，彰显中国礼乐文明的特色与发展，是时代的需求。

　　延续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以“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展现“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习总书记要求宣传文化部门对中华传统文化内涵“讲清楚”，如此，接通大传统、创建新时期的礼乐体系势在必行。我们应该在厘清中华传统礼乐观念的基础上把握哪些该扬哪些该弃，由礼学学者、音乐学学者、作曲家共同努力，探索创建中国新时期的礼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