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作家、学者、纪录片工作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作品：长篇历史小说《旧宫殿》、《血朝廷》，非虚构历史著作《纸天堂》、《辛亥年》，“文革学”著作《反阅读》等。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回忆就像剥洋葱。“微观历史”的写作也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抽丝剥茧，通过一层层细节，烛微探幽，找寻到“历史背后的历史”。很显然，这样的历史写作是有别于传统史学叙事的。

　　■吴玉萍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回忆就像剥洋葱。“微观历史”的写作也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抽丝剥茧，通过一层层细节，烛微探幽，找寻到“历史背后的历史”。很显然，这样的历史写作是有别于传统史学叙事的。在中国，如此叙事传统在美国汉学家史景迁、魏斐德、孔飞力的影响下而为众多历史读者所熟知。作家祝勇受到美国汉学家这种叙事风格的影响开始审视、改变自己的行文风格。从他的历史小说《旧宫殿》和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出版的《辛亥年》中可以看出，他在细节的历史叙事中已经行走了很远。

　　祝勇的《盛世的疼痛》（东方出版社2013年9月）在历史细节中游走得更远。熟稔“微观历史”写作的祝勇，在《盛世的疼痛》十篇历史特写里，涉猎伟大却难逃历史诅咒的变革者商鞅，侠骨柔肠却又冷酷、独断的汉武帝，以刻经反抗权力火焰的静琬，为大宋带来百年文化繁荣的簪花少年寇准，在大洋中遨游却错失领航世界工业时代有利时机的郑和，大明王朝最后的希望却刚愎自用的袁崇焕，在1894年踌躇难行、背负帝国命运的李鸿章……透过一个个历史人物，剖开历史的横断面，再现纷呈万象的历史画卷，历史的演变在偶然的必然之间摇晃。如同滔滔巨浪中的弄潮儿，不知道是骇浪牵引着弄潮儿，还是弄潮儿在嬉戏浪花。当然，面对历史中的悲情，很难判断是时代抛弃了弄潮儿，还是弄潮儿厌恶了时代的渺小，转而去寻求永恒价值的挑战。

　　历史很难给出答案，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如同茨威格所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过它。”当然，寻求“历史背后的历史”写作的祝勇并非想为历史人物盖棺定论，他想层层揭开历史遮蔽起来的精彩演出，更想通过努力涂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呈现他们在时代大变局中的所作所为。

　　祝勇的历史讲述中，有一个关于石头历史的故事，当然主人公并不是什么石头，主人公是一个僧人——静琬。

　　静琬，一个刻经者。他的刻经起于对权力傲慢的恐惧。北魏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法难的锥心之痛让他陷入痛彻的思虑之中。农业文明时代，他不知道什么可以抵抗权力的恣肆，他决定把经书刊刻在唯一可以信赖的石头上，“永留石室，劫火不焚”以“万代之后，法炬恒明”。就这样，在权力向佛的大隋朝野的上下支持下，“在云不停留的地方，佛停留”的燕山，静琬孤独地开始了他的刊刻事业。

　　我想，祝勇一定是满怀着最为崇高的敬意来书写静琬的，文字的背后一定汹涌着最强烈的情感。当然，绵延千年的刻经事业，不仅静琬一个人，在他的身后，玄奘、慧能、贾岛……漫长的路上，一走数百年，权力失控的火焰在大唐武宗时再次燃起，灭佛之灾再次降临。法难来势汹汹，远离政治中心的云居寺也不能幸免于难，刻经事业的衰败已经不可避免。可是时人谁又能知道，隋唐盛世终究不过是过眼云烟，骄横的权力转头成空，历史变局中唯有亘古的精神不变。在时间长河中，通理大师——辽代禅宗的代表人物，因为相同的精神指向，和历史的刻度衔接在了一起，刊刻经文终于在数百年以后得以继续，绵延至元明时期。

　　“如果说玄奘创造了一项空间的奇迹，那么静琬就创造了一项时间的奇迹”，这应当是历史给予的最美礼赞。一千多年的漫长旅程中，佛教聚合了历史的散逸精神，一代代刻经人在这条路上发起“对灭佛者的权力的挑战，也是向自身发出挑战，‘是为追求永恒进行的一次努力。它不需要盛气凌人的说教，它只需要实实在在的劳作，以超人的耐性去抗衡岁月的无涯’”。

　　这就是“石头的语言”。诗意的叙述，满是情怀的气息，还有对历史的一声叹息。刻经者终于消失在历史幽暗的隧道中，在佛光盛开的地方，依旧是权力之刃在历史的岩壁上涂鸦。时间的刻度在这个世纪轻描淡写地划过，迎来一个粗糙的时代。叹息之后，作为写作者的祝勇只能以他识见，以彰显的人性微光照亮幽暗的岁月。

　　在跨文体写作中，祝勇运用了许多电影蒙太奇结构手法，直接对比中西在文明走向上的线路图，直接对比历史人物在同一时间刻度上的不同选择。

　　比如他在《岩中花树》中讲，在宗教统治下禁锢已久的欧洲看到了没有上帝眷顾的中国竟然创造出了无比繁荣的世俗世界，他们大为惊讶。耶稣教士利玛窦带回欧洲的信息反为启蒙主义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利器，而耶稣教士带到中国的科技礼物，却只是被中国知识阶层当作“奇巧淫物”，无法认知科技背后西方正在迎来文化的、工业的以及社会的变革。

　　诚然，当时的中国社会一直未能正确认识西方传教士身上所拥有的价值，但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像徐光启、冯应京，还是紧密地和利玛窦结合在一起，把西方科学的种子在岩石中种下，似乎天真的孩童想领导成人世界一般。岩石几乎就是一种绝望。待到《几何原本》交付刻印、《测量法义》完成翻译的时候，祝勇动情地写道：“一株美丽的花树，就这样把岩石当作土壤，在石缝间悄然生长。”那一代知识分子终于可以在历史的拐点上不至于无所作为。后来，当利玛窦因病老去，祝勇又用最美的图画定格下这位来自西方的老人最后的生命瞬间：

　　“临近黄昏时，他坐在床上，慢慢闭上眼睛。夕阳的余晖涂抹在他的脸上，把他变成一幅油画，那种在宗教绘画里常见的侧光，使他瘦削的面孔轮廓清晰。他的表情就在这幅油画里逐渐定格，定格，不再醒来。”

　　圣洁、高尚、慈祥……最为虔诚的美也不过如此，祝勇笔下的这一幕如同一位耶稣教士创造了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洋油画。这些已经不再是历史的书写，这分明是“从粗糙的现实中突围，直抵细致斑斓的古代”，明显地，在粗糙、虚浮的时代，他想用文字建构属于自己的思想、精神王国，直抵历史拐点处人性的微光。

　　丘吉尔曾说，创造历史最好的方式是写作历史。从这个角度看，祝勇一定是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

　　如果说，《盛世的疼痛》中前9篇文字是祝勇历史行文的小试一刀，那么最后一讲《1894，悲情李鸿章》，显然是其“微观历史”书写的又一代表之作。

　　那个在中国史书上背负“汉奸”之名的老人，不似那般懦弱，不似那般落魄，也不似那般腐朽。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享有盛誉的老人，是外国媒体眼中慈祥、睿智的老人，是“世界三大伟人”之一。在他访问纽约期间，有50万人目睹了这位身着长袍代表国家尊严形象的官员。当然，祝勇并不想为李鸿章翻案，不到5万字的篇幅也很难勾勒李鸿章波澜壮阔的一生。他只是想让众人知道在那样一个大厦将倾、上下腐败到极点的官场，李鸿章并不是清官，但他是一个想办事的官。洋务运动、剿灭捻军、兴办实业乃至后来支持维新变法都是他在大变局时代中的表现。与之相反的是战事降临，时人笔记《蜷庐随笔》记载，与李鸿章有深仇的翁同龢作为清流魁首，力主中日一战，缘由之一是：“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祝勇写到此处用“毛骨悚然”来形容。而作为后人的我们，读文至此，再联想到后来的甲午之败，其实，战争败的何止是军事，又何止是制度，败的是人心、人性，以至哀叹，只恨大清朝李鸿章之辈，有所作为者太少了。

　　这显然是最深的无奈。同样，这无奈中的有趣之处正在于此，毕竟看似是历史答案的后面，暗藏着太多复杂的若隐若现的事实。

　　揆诸祝勇的历史讲述，面对这些精彩的历史特写，慢慢体味到，再大的变局，也始终闪耀着人性的微光，高尚、低劣、荣耀、鲜艳……而用人性的珠线串联纷杂的史实，或许会离真相更近一点。也许这正是祝勇历史行文的目的之所在。（作者系东方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