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镇会师 新华社发

　　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唯一革命根据地，为红军三大主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了条件，为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主要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西北布下革命火种。中共组织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名义创办了“西北黄埔”——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副校长和学员队长皆为共产党员。刚从莫斯科回国的邓小平，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讲授《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等课程。1927年7月，该校已有学员700余人，共产党员100多人，为西北地区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人才。

　　八七会议后，中共在西北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主要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艰苦斗争，愈挫愈奋，终于在陕甘边区和陕北地区建立起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形成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区、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主力及游击队。从此，两个革命根据地统称陕甘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陕甘革命根据地北到长城，南至淳化，西达固原，东到黄河，有36个县和一个特区。1937年3月改为陕甘宁特区，5月改为陕甘宁边区。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有着共同的规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由于历史原因、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的不同，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中又形成了自身特点，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干部。毛泽东认为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他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认为“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既是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创者的评价，也是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全体军民的评价。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创建和“硕果仅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制订了一系列适合陕甘地区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土地政策方面，政策灵活，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平川的土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耕一年。中心地区分土地，边沿地区不分，随着根据地的扩大，边沿区变成中心区后再分配土地。田地、青苗一起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如分田不分青苗就会降低农民积极性。没收地主、富农的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牛羊的中农等。财经粮食政策方面，鼓励农民生产，发展农业，增加粮食；成立牧场，养猪放羊；建立流动仓库，靠收买民粮供给红军；财源、粮源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成立集市，便利交易，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根据地做生意；发行根据地钞票，流通金融。军事政策方面，实行自愿的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排成连地编到红军里去；在战斗动员上规定各种条例，如赤卫队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在赤卫队基础上广泛成立游击小组，奖励游击队买武器，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军政干部；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对牺牲的战士付给埋葬费和抚恤金。民团政策方面，与靠近红军的民团建立互不侵犯关系，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各种社会政策方面，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颁布并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引导群众移风易俗；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疾，予以救济。肃反政策方面，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不杀亦无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适当工作。俘虏政策方面，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文化教育政策方面，兴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

　　实践证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这些政策切合实际，适合西北民情，符合中国国情，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这也是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在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地处西北一隅的艰苦条件下，创建、生存和发展的根源所在。

　　陕甘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创建、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宝贵经验

　　在自然环境极端艰苦的西北、在远离中共中央的情况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打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排除党内历次右倾和“左”倾错误的干扰，创造了丰富的具有陕甘地区特色的历史经验。

　　始终不渝地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主要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一直十分坚决。大革命失败后，及时把党组织的主要力量转移到农村，组织优秀党员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先后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两当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创建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大批游击队，逐村逐户做群众工作，建立起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形成统一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其间，“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时期，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热衷于城市斗争，多次给陕甘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造成挫折和失败。但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总是不气馁、不懈怠、不动摇，立足农村，总结经验教训，推动陕甘地区革命形势不断发展。

　　始终不渝地坚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了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刘志丹、习仲勋等曾经打入国民党军内部，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发展共产党员，建立中共组织，从事兵运工作和军事工作，领导多次兵变。通过实践检验，陕甘地区共产党人认识到，纯粹的军事运动如果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以起义官兵为主体的武装起义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从此，把开展武装斗争与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分地、分粮、分财物，抗税、抗租、抗债、抗粮、抗款结合起来，把建立红军和游击队同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把土地革命与建立工农政权结合起来，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起来，逐渐赢得了主动，打开了新的局面。

　　始终不渝地坚持具有陕甘特色的“梢林主义”。习仲勋认为，“梢林主义”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把根据地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革命力量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对于敌人有利，对于革命力量则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虽然“梢林”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共产党组织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然后组织武装队伍，开辟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对于根据地建设，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处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聚和扩大统一起来。

　　始终不渝地坚持革命统一战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证明，搞“左”倾教条主义只会孤立自己，对革命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对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势力，总是努力进行争取；凡是同情、倾向革命的地方势力，都热忱相待；对可以争取的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官兵、红枪会头头，尽量团结和争取。对于某些贫困农民被逼无奈结成的土匪，则经过长期改造成为游击队，引上革命道路。这样，减少了敌对势力，增加了革命力量。

　　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陕甘地区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多次遭受党内右倾错误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始终保持高度的党性原则、坚定的政治信念、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不断克服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干扰，经受住了挫折和失败的严峻考验。在与中共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同陕甘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决定政策，独立自主地解决和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重大贡献。

　　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植根群众、服务群众，成为西北地区著名的群众领袖。习仲勋经常和同志们一起，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基层，逐村调查研究，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开展工作，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捐、抗税、分粮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各级民主政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习仲勋向各级干部强调：“对根据地群众开展工作，最主要的是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一家一户做工作，一家都不能落下。调查土地改革分配的情况，分配要做到公平合理。通过土地革命，从宣传群众到组织群众，条件成熟时就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对红军家属开展工作时，要鼓励他们坚定信心，支持红军和边区政府。要了解他们的困难，及时解决。帮助他们孝敬老人、抚养子女……对他们的家属要经常宣传、争取和教育，详细了解他们的各种情况，生活困难的要适当接济。”

　　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三大主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等根据地，“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期间几乎全部丧失。只有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三大主力提供了长征“落脚点”。

　　1935年7月、8月、9月的《大公报》，曾经连续报道陕甘红军活动的消息。7月23日天津《大公报》报道：“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赤军者2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正是从《大公报》对于陕甘地区“赤化情况”的连续报道中得出结论：陕甘地区存在着刘志丹等率领的红军，具有相当实力，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建立有革命根据地。同时，中共陕西省委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贾拓夫，长征中也多次向毛泽东介绍陕西情况。9月28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将陕甘地区作为长征“落脚点”。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地区吴起镇，完成长征。

　　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丧失了南方的全部革命根据地，长征中的红军三大主力无处落脚的情况下，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三大主力提供了长征“落脚点”，这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对此，习仲勋评价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地区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中国西北部，在全国成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造成各个革命根据地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红军主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