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教授分级制的实施，尤其是一级教授的评定，无论从学术传统上还是教育体制上，对后世均有重要影响。从学术传统上讲，许多史学名家之所以能够跻身象征当时学界最高标尺的“一级教授”之列，固然离不开其深厚的学术涵养和学术造诣，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其学术精神、人格魅力和气节风范，从而为后世学者树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良史”典范。

　　拿以校勘学盛名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先生为例，作为云南大学，也是云南省唯一的一位一级教授，其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一向为时人所公认。首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问世后，学界为之震动，时人誉之为“国宝”。胡适称其“最精严有法”，“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其方法之严而慎”。所继撰《庄子补正》一书，更是受到陈寅恪先生的高度赞誉：“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而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胡、陈二人的评价中，均不约而同地提到刘氏治学“勤而慎”的特点，与当时不少急功近利的“放浪”学人，实有天壤之别。刘氏身上所体现的持之以恒之毅力，扎实严谨之态度，无征不信之方法，作为中国学术传统之精髓，不仅可“匡当世之学风”，还可为后世立学法，尤具有普遍而广泛的教育意义。

　　而对于个人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理想，刘文典先生在致友人信中亦多有坦露。《淮南鸿烈集解》成书后，其就书稿校对事致信胡适曰：“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刘文典先生以“一字之微，征及万卷”为一生治学格言。北平沦陷后，其辗转南迁，在致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矣！……到磨黑后，尚在预备《玄奘法师传》，妄想回校开班，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意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以乾嘉朴学“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之精神自律，以“为祖国学术争光吐气”励志砥行，可谓当时学术大家们的一致心声，这也是最能激励和振奋后世学人之处。对此，李学勤先生评论指出：“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学术史，看到许多前辈学者，在动荡艰辛的乱世之中，做出众人景仰的成就。不少人不但学贯中西，而且兼顾文理，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能量和毅力。从刘文典先生这里可以明白，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忧国忧民，有着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的决心。”

　　在民族大义和爱国热忱方面，刘文典先生堪为表率。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方欲请其出山担任伪职，面对日军高官及其附逆者之引诱、威吓，不为所动，坚称“国家民族是大义，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且自始至终不说一句日语媚敌（刘氏学贯中西，本精通日语，然在此种情况下，却以“发夷声为耻”）。1949年，昆明解放前夕，友人胡适劝其移居美国，并为其全家办妥入境签证，联系好具体居所，刘氏婉言谢绝，理由是：“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1958年，他离世前夕，嘱将毕生所藏、从未刊印的桐城文派始祖方望溪之全部手稿，孙星衍、郝懿行等清代学者信札，马守真、顾横波画作，以及各种珍本、善本古籍，名贵瓷器、碑帖等，全部捐赠给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古代史家一直以才、学、识、德兼备作为衡量“良史”的标准和砥砺自身的目标，从以刘文典为代表的历史学“一级教授”身上，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重要学术传统的传承与赓续，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彰显出上世纪50年代教授分级的学术性与公平性。（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