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人们德行修养的一个重要标志：以儒为官，称为儒吏；以儒治兵，称为儒将；以儒经商，称为儒商；以儒行医，称为儒医……人们之所以喜欢在职业名称前面加上一个儒字，是因为它不仅仅是知识渊博的代名词，更是德行高尚的同义语。儒家经典之一《礼记》中的《儒行》篇，集中记载儒者的德行，被称为儒者的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启示。

　　《儒行》在《孔子家语》和《礼记》中皆有记载，只有个别字句的差异。那么，在我国古人看来，儒者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怎样的精神风貌呢？鲁哀公曾经就此问于孔子。孔子从自立、容貌、备预、近人、特立、刚毅、仕、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特立独行、规为、交友、尊让等方面予以说明。其中，自立提到两次，特立和特立独行分别提到一次，刚毅和忧思分别提到一次。仅仅从这几项，就可以初步领略儒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和而不流”、刚毅卓绝、自强担当的风骨品格。孔子的这些观点与《大学》《孟子》等儒家经典中的相关内容可谓一脉贯通，可以参照理解。《儒行》所昭示的儒者之行，对于我们今天弘扬民族美德、砥砺民族精神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儒者不以黄金美玉为宝，而以忠信为宝；不企求广占土地，而以合乎义理为精神追求；不企求积蓄丰厚，而以博学多闻为富有。儒者认为，身外之物可以从外界得到，也可能失之于外界，因而没有长远的价值，不值得花大力气企求。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财富有聚有散，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有忠信仁义等德行才是真正的“不动产”，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大学》就此强调，“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在儒者看来，真正认清了本末、领略了德行的高贵，就不会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传统社会如此，现代社会也是如此。

　　儒者秉持中正而不偏倚的立场，可以亲密而不可以劫持，可以亲近而不可以胁迫，可以杀害而不可以侮辱，生活居处朴素而不淫逸骄奢，饮食只求果腹而不铺张浪费。君上采纳其建议，不居功自傲；君上不采纳其建议，也不谄媚求进。因为他们有崇高的信念与坚定的操守，念兹在兹的是天下苍生的福祉。儒者出任官职的目的是为国家效力、为民众造福，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恬然自适、毫不介意，对自己的仕途也进退自如，只是始终做好该做的事。这种“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为人为官之道，今天仍然值得人们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传承与弘扬。

　　儒者不因财物赠赐与乐舞包围而见利忘义，即使面临威胁与恐吓也不贪生怕死、改变操守；恪守善道而一以贯之，以忠信为护身的盔甲，以礼义为抵御诱惑和侵蚀的盾牌，行动居处都以合乎仁义为准则，即使遭遇暴政也不改所坚守的原则。儒者的这些德行启示我们：不能因外在的诱惑而丧失气节、因外在的压力而改变主见；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是真正的自立、真正的自由。当今时代，社会物质财富较之古代社会已极大丰富。与此同时，人们所面临的种种诱惑也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为此，有必要以儒者的品行为镜鉴。

　　儒者能够理性看待形势，见贤思齐，与时偕行，始终以心中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他们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努力实现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疾苦。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分忧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儒者的这种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今天仍然可以结合时代要求大力传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