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利用经典这颗种子，种出一棵属于自己的树

　　“典”当然主要是指经典的原理。但是典型的人和事，甚至经典的句式都可以拿来引用、翻用，以增加文章的力度和情趣。比如我们年年喊反形式主义，就是反不掉，某地开人代会，领导炫才，工作报告居然是一首数千字的五言诗。我写了一篇评论《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结尾时说：“这确如马克思所说，是‘惊险的一跃’，如果跳跃不成功，那摔坏的一定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拥有者。”马克思的原意是，从商品到货币的过程是“惊险的一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

　　经典作品里总是有原理体现。马恩作品里有一般社会原理、哲学原理；毛泽东作品里有中国社会的政治原理；黑格尔的作品里有美学原理。哪怕每一个小的学术分支，只要它够得上经典，就必然会揭示出某一部分的原理，或者可以说，只有含有一定原理的作品才能够得上是经典作品。这也反过来说明，阅读，不管读哪一类作品，一定要读经典，这样你收获的就不只是粮食，更是种子；不只是几条鱼，还有渔具、渔法。当然，再经典的作品也只能作为客观的阅读对象而存在，要收到好的阅读效果，还得发挥阅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利用这颗种子，种出一棵属于自己的树。

　　五、理论的力量，经典的力量

　　1968年“文革”后期，我大学毕业后有一年的时间在内蒙古农村劳动锻炼。正苦于无书可读时，在灶台上见到一本已经撕破书皮的陈望道先生著的《修辞学发凡》，此为修辞学经典。陈是个老革命家，中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当年与陈独秀一起做建党工作，后因脾气不合，就去做学问，又成了中国研究修辞第一人。修辞学是一个很小的、专业的学术分支，但是写文章的人不可不读。修辞学很专，我也无心专攻这一行，但我读后从中悟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新闻与文学的区别。这再次说明经典的理性光芒。其实我读这本书时还没有做新闻工作，这本书里也没有新闻二字。等到我后来当记者，再后来到新闻出版署从事管理工作，新闻界总有一个摆不脱的阴影，就是有人建议“消息散文化”， 一时在新闻界形成潮流，好像这是写好新闻稿的出路。为此《中国新闻出版报》开展了半年的讨论，多数来稿居然也同意这个观点。讨论结束时报社请我写一篇文章，虽然我是散文作家，但我明确表示消息不能散文化。理由当然有很多条，其中一条是按《修辞学发凡》给出的原理，修辞分两大类：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

　　消极修辞主要用于应用、实用类文体，如文件、通告、科学著作、教科书等，典型代表是法律文件、行政公文，要极其客观准确；积极修辞用于文学写作，小说、散文、戏剧，典型代表是诗歌，可以任意想象、浪漫挥洒。消极修辞，注重表达事实，以让人“明白、了解”为目的；积极修辞，注重表达情感，以让人“感染、激动”为目的。消极修辞不是内容表达的消极，而是语言风格的消极，不张扬、不夸张，恰恰是为内容的积极让位，尽量把形式对内容的干扰降低到最小。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给文字大家族排出如下序列：法律——文件——教材——各种应用文——新闻（以上消极）——（以下积极）报告文学——散文——小说——戏剧——诗歌。可以看出，在这个大序列表中新闻处于消极修辞的末端，靠近积极修辞处，但从性质上讲，它还是属于消极修辞。有了这个序列表，就像有了一张旅店客房指南，或者是化学研究中的元素周期表，物理研究中的光谱图。对号入座，一目了然。

　　假如我们允许“消息散文化”，那么新闻与文学将没有边界，直接的恶果是假新闻的合法化，是记者天马行空的胡说、煽情。

　　这样借用修辞学原理就轻松解开了新闻界一个争论已久的难题。这是理论的力量，经典的力量。（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唐宇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