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才子李渔，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早年间就开始奔走于权贵富户之家，募取馈赠，堪称“秋风客”。

　　众说纷纭：“打秋风”起源考

　　提起“打秋风”，很多人都知道，《红楼梦》里的刘姥姥，故作愚状、出丑露怯，就是因为年关将近，生活窘迫（“秋尽冬初，家里冬事未办”），想通过周瑞媳妇家的关系到荣国府去“打秋风”。她最后得了王熙凤送的二十两赏银，满意而归。

　　“打秋风”说白了就是利用各种关系、巧立名目向他人索要财物。至于为何称之为“打秋风”，却是众说纷纭，源头已难以考证清楚。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尚未发迹的书生柳梦梅曾称“你说打秋风不好， ‘茂陵刘郎秋风客’，到后来做了皇帝”。这不过是戏谑之语，虽然明清时期人们也称“打秋风”的人为“秋风客”，但实际上“打秋风”与茂陵刘郎（汉武帝刘彻）毫无关系。

　　根据清人考证，早在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书札中就出现过“抽丰”二字，意思是指看到别人家丰裕而去索要钱物（“盖彼处丰德，往抽分之耳”），因此也称为“分肥”、“抽分”。大概是因为“抽丰”与“秋风”音近，明清时期民间开始称“打抽丰”为“打秋风”，以显得更为委婉、风雅一些。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打秋风”的说法最初可能是源自于唐代士子游走公卿权贵募敛财物的行为。五代王定保所著《唐摭言》中，曾记载有一个名叫李敬的仆佣，因为其主人科场不顺而生活穷困，他的朋友劝他换个官场得意的主家，以便也能够跟着四处“打风打雨”。这里的“打风打雨”，说的就是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大多会在考前奔走于权贵公卿之门，既是为了托关系以求得达官贵人推荐，同时也有不少生活窘迫的士子借机募取一些生活费。“风雨”与“丰裕”同音，因此“打风打雨”就是“打丰裕”。到了明清时期，不少衙役往往在入秋后以做棉衣为借口向富户敲诈钱财，“打风雨”也就被称为了“打秋风”，甚至当时京城民间俗语中还将“打秋风”与“撞太岁”并举，称巧借名目索取钱物为“打秋风”，依仗官府权势敲诈为“撞太岁”，两者叫法不同，借口索取财物的目的则一。

　　清代，胡可泉任苏州知府时曾在衙门口贴有一副对联：“相面者、算命者、打抽丰者，各请免见；撑厅者、铺堂者、撞太岁者，俱听访拿”，将“打秋风”和看相、算命等招摇撞骗等同看待，由此可知，“打秋风”名虽雅致，其实却并无半点风雅可言。

　　形形色色：明清社会的“打秋风”怪象

　　明清时期，官场、民间“打秋风”的陋习一度盛行。清代风流才子李渔，诗词戏曲俱有文名，但是科举屡次失利，为了维持家人体面的生活，早年间就开始奔走于权贵富户之家，依靠募取馈赠维生。康熙初年，李渔组建了一个家庭昆曲戏班，日常开销甚巨，更是常年带着家眷来往于苏杭、金陵，以各种借口索取财物，有时甚至在友人家一住数月。按照李渔自嘲的说法，是大半生“终年托钵”、“卖赋以糊口”，其实就是四处“打秋风”，他自称“打秋风”的足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堪称是古往今来最出名的一个“秋风客”。

　　与民间“打秋风”陋习相比，明清官场上往来奔走的“秋风客”，不仅数量更多，“打秋风”的名目也是层出不穷。清人萧奭在《永宪录》中描述当时官场“打秋风”的“盛况”说：每当有官员外放任职，就会有昔日的老师、同门、亲朋等各类人等络绎来访，名为拜会探望，实则只是为了上门索取一些馈赠。风气所至，明清官场非但不以“打秋风”为忤，反而成为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地方官员上任后需要应付各类“秋风客”，未上任之前则可以四处“打秋风”，借机敛财。例如，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会试高中，当年返回湘乡老家后就开始外出四处拜客，名义上是向各地亲朋故友报喜，主要目的还是按时俗到处“打秋风”。据曾氏日记所载，道光十八年年底到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曾国藩一共外出四次，拜访的对象形形色色，既有各地曾氏同宗、亲朋故旧，也有本地地方官员与乡绅，还有不少外地的湘籍客商，遍及湘乡周边十余州县，拜访过的人家达到一千二百人之多，共计获得各家馈赠折合白银将近1500两，可谓收入颇丰。

　　此外，明清官场最为常见的“打秋风”方式，是官员亲属、家丁之类巧立名目、向下级衙门强索财物。如果说曾国藩这样的“准官员”，借着拜客、以文会友的名义“打秋风”是属“巧取”的话，那么明清官场更为普及的 “打秋风”方式，则是明目张胆的“豪夺”。明代海瑞任淳安县令时，总督胡宗宪之子路经该地，索要财物不得，一怒之下竟将县里负责接待的驿吏倒吊了起来。海瑞知道后，佯装不认识总督公子，派人搜检其行装，将里面的金银充入县库。胡宗宪位高权重，他的儿子一路游玩，到处收受地方官员馈赠的财物，在当时官场不过是平常事，只是遇到素以刚直不阿著称的海瑞才未如愿以偿，但是明清官场像胡公子一样“打秋风”敛财之人比比皆是。如按《明史》记载，曾经同样在海瑞那里碰壁的都御史鄢懋卿，每次外出都“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所到之处“要索属吏，馈遗巨万”。

　　明清官场“秋风病”肆虐，各级官员一边穷于应付上司、同僚处来的“秋风客”，一边巧立名目向下属索要财物。上行下效，一般的衙役也经常以节庆、生日、衙门添置物品等种种借口，向当地富户“打秋风”，以致官场内外无处不秋风，怪象丛生。

　　各取所需：权力私有化催生出“秋风病”

　　“打秋风”不过是为了借口索财，自然难免会让人看不起，甚至嫌恨。李渔自命是风流才子，一生携妻带妾四处“打秋风”，固然有不少达官权贵赏识他的才学，慷慨解囊，但是毕竟也有不少碰壁的时候，因而也常常自感羞愧，觉得自己“面目堪憎”。至于那些被上门“打秋风”的人，往往是拒之不便、施之不甘，虽然厌恶却又无可奈何。明代靖江一位郭姓县令有“打油诗”：“马驮沙上县新开，城郭民稀半草莱。寄语江南诸子弟，秋风切莫过江来。”明清社会厌憎“打秋风”之情，于此可见一斑。

　　既然“打秋风”遭人厌，为何明清社会遍地“秋风”起？个中缘由，其实不难理解。下面分类来谈：

　　贪图小利，刘姥姥式的“打秋风”。传统社会讲人情、重面子，于是不少人或是为生活所迫，或是贪图小便宜，只要能和权贵、富户攀上一星半点关系，便找各种借口上门求取财物。坦率地说，这类刘姥姥式的“打秋风”只是民间一种陋习，固然让人嫌憎，但毕竟主人还可以婉拒，尚且不至于“秋风”成害。

　　各取所需，变相索贿式的“打秋风”。传统社会里，本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明清时期中国专制集权制度发展成熟，高度集权于上，官员的考绩、升迁完全操之于上司之手，因此各级官员对于上司的亲朋故旧、亲随家丁都是竭力逢迎，慷慨馈赠，同时视向属吏“打秋风”为生财之道，索求无厌。显而易见，明清官场这类“打秋风”，不过是让家属、亲信等人为掮客变相索贿而已。上级借“打秋风”敛财，下属借“挨打”行贿，各取所需，奔走在明清官场上各色“秋风客”，其实是在编织着一张遍布官场上下的关系网。

　　恃仗官威，敲诈勒索式的“打秋风”。明清社会，地方官府里上至官员家属、下至衙门的书役、差役，都会经常找到各种借口向本地乡绅、富户索要钱财，被“打秋风”的富裕人家，惧怕官府权势，只好馈赠财物以花钱免灾，不仅无法拒绝，甚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显而易见，这类“打秋风”实际上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敲诈勒索，是官大于民、权高于法的直接后果。

　　因此，从根本上说明清官场“打秋风”的盛行是官员权力私有化的必然结果。大小官员视手中权力为私有之物，亲属故旧也视之为生财之道，再加上官大于民、权高于法，于是官场内外“秋风”处处，肆虐成灾。官场如此，上行下效，民间难免形成陋习，“秋风切莫过江来”也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