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乡愁寻寄的方式

    然而，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人绝不会让自己长期深陷于乡愁织就的网络之中不能自拔，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谋求摆脱，使乡愁得到纾解和寄托。大致而言，古人乡愁寻寄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在他乡再造故乡。东晋《西京杂记》里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再造故乡的故事，说的是刘邦建汉定都长安后，将父亲太公接来同住，可是太公发现他在老家丰县所喜欢的东西在新地方都是没有的，就患了乡愁。为此刘邦运用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建了一个新丰，不仅将故乡的街巷布局、人文景观、风俗民情整体复制，就连老家的人和鸡鸭犬羊也都迁移了来，以至于“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这下太公的乡愁有了寄托，重新高兴起来。像营建新丰这样在他乡复制故乡的例子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不过，离乡的人在他乡努力沿用故乡的生活方式、习俗传统乃至故乡的名字，却是常见的现象。比如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先后爆发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地方割据势力连年混战，争斗不休。为避战乱，北方人大批渡江南迁。到了南方之后，这些移民相聚而居，总是刻意保持着原来的籍贯和地区，以致在南方出现了大量北方的州郡名，只是加上一个“南”字，如在京口设立南徐州，在江乘设立南琅琊郡与南临沂县。再比如，两宋之际由于大量东京人南迁临安，临安就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东京化”的过程，临安的房舍街衢、服饰饮食、风俗习惯等均和东京十分相似。“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通过在他乡延续故乡的生活方式、习俗传统乃至故乡的名字，使人产生仿佛在故乡之感，就能有效形成文化传统的连续感和个人身份的同一感，从而对乡愁的寄托发挥一定的作用。

    其次是身体返乡，即人回到家乡去。既然乡愁因离乡而起，那么只要家乡变化不大，身体返乡就是缓释乡愁的最佳办法。通过返乡，人的身体再次与家乡的山水、人物、文化亲密接触，耳之所闻，目之所见，鼻之所嗅，舌之所尝，口之所说，身之所触，无不是熟悉的、亲切的，由是心灵有了依靠，精神也得以安顿。

    然而离乡的人很难做到一有乡愁就身体返乡，更不用说并非所有人都有身体返乡的机会。对于许多因为战争、灾荒、王朝易代、政府移民等被迫离乡的人而言，家乡已成故乡，是身体永远回不去的地方。即便回去，也已经物是人非，甚至物人皆非，根本无法寄托乡愁了。相比之下，精神返乡是一种更容易做到、也更有效的乡愁寄托方式，即通过对山川景观、人物故事、风俗民情等与故乡有关的一切回忆和想象，使自己的情感、心灵、精神贴近故乡，从而满足对自我同一性和身份感的诉求，形成一种直面现实的积极力量。

    与同乡相聚一起谈论家乡，或者共同回忆往事，是一种典型的精神返乡。初唐的王绩写过一篇《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这个长年离乡、满怀乡愁的诗人偶然遇见一个同乡，不由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拉着同乡一边喝酒一边询问故乡的人和事，从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一直问到柳行疏密、院果林花，仍然意犹未尽。王维亦有一首小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写出了离乡人寻寄乡愁的迫切，想必在知晓了“故乡事”之后，他们的乡愁会得到一定的缓解吧。

    然而，文人们并不止于谈论和言说式的回忆，他们还会用手中的笔，通过直抒思乡之情或者互通家信，乃至书写故乡的方式进行精神返乡。中国古代有许多抒发乡愁的文学作品，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月夜忆舍弟》、崔颢的《黄鹤楼》、范仲淹的《苏幕遮》都是其中的名篇。而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唐李绰的《秦中岁时记》，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明陆启浤的《北京岁华记》，等等，都通过对故乡岁时节日、景观风俗、民情人物的回忆和书写，来寄托对于“回不去的故乡”的恋念之情。

    书写故乡的文化乡愁成为我们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建立起与前人联带感和密切关系的重要凭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明显寄托乡愁、精神返乡的作品写作于王朝更迭之际，由于王朝更迭往往造成文化传统的断裂，这些作者便超越了对自我情感的一般关注，而有着一种传承文化、弥合断裂、保存历史记忆的自觉意识，他们的乡愁也就不仅是对故乡土地景物人情的乡愁，更是一种文化乡愁。比如孟元老之所以写《东京梦华录》的重要原因即在于：“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正是这样的文化乡愁，不仅使书写故乡本身构成了一个富有特色的学术传统，而且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忆，成为我们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建立起与前人联带感和密切关系的重要凭依。（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