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战略情报专家和社会活动家。1895年，他出生在辽宁海城一个穷苦农民家庭，毕业于东三省当时的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后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阎宝航从青年时期就把个人的追求抱负与民族命运、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铸就了强烈的爱国兴邦的坚定信念。师范学校毕业后，即白手起家，创办奉天贫儿学校，努力使无钱读书的儿童接受教育，为社会、国家培养了一批有用之才。其间，阎宝航结识张学良将军，遂成为一生的挚友。1918年底，阎宝航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他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支持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并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办奉天暑期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通过这些活动，阎宝航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支持共产党人在辽宁开展建党活动。

　　自阎宝航出生起，其家乡就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甲午战争中，海城一带是辽东半岛主战场之一。1905年日俄战争后，东北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重灾区。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加剧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从这时起，聪慧、颖悟、追求光明的阎宝航就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他从英国留学回国后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抗日救国而展开的。他为抗日救亡、收复东北奔忙操劳，呕心沥血。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阎宝航和东北爱国志士相继组织起“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等3个反日群众团体，分别被选为主席、总干事、会长，组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有力声援东北当局的外交谈判。他第一个把日本侵华的秘密文件“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公诸于众，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阎宝航还和他人组织民众焚毁日本人贩卖的毒品，被人称为“今天的林则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因被日本当局悬赏追缉，秘密转移到北平。面对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同年9月27日，他和高崇民等组织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当选为常委，组织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积极开展反日爱国运动。他发动群众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收复失地。他到全国各地奔走呼吁，为东北义勇军募集钱款衣物。他与共产党人张希尧等创办抗日干部训练班，自任班主任，培训抗日干部，并选派毕业学员赴东北工作。1932年，阎宝航领导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政治部写成《东北义勇军概况》一书，全面介绍东北义勇军的缘起、规模、活动范围和战绩，指出义勇军完全是“受创过钜，愤起自卫”的民众自发武装队伍。阎宝航为之作序，指出：“我义勇军将士，惟当自益自淬励，努力杀贼，以报炎黄祖宗耳。”1933年夏，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南京政府取缔后，阎宝航和他的战友们又秘密成立抗日组织复东会，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阎宝航被推为理事长。他和张希尧等利用一切条件和时机，坚持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复东会也遭解散。为了组织一个包括东北各救亡团体、东北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等各方代表参加的更为广泛的、关内统一的抗日团体，阎宝航和高崇民等共同主持筹备，于1937年6月在北平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阎宝航被推举为五位常委之一，刘澜波任中共党团书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阎宝航等把东北军军官、东北流亡民众、爱国人士组织起来，造成大的声势，努力促蒋抗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作为张学良的朋友和幕僚，阎宝航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一直为人们所称道。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多次向张学良陈述抗日救亡、收复东北的愿望和要求。他还同东北爱国人士联名致函张学良，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11月14日，阎宝航在西安同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东北爱国人士谒见张学良，进行了6小时长谈。张学良明确表示不再参加打内战，实现联共抗日。20多天后，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扣。阎宝航不顾个人安危，为张学良获释奔走呼号。他4次前往奉化，请求蒋介石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在此前后，阎宝航受周恩来委托到平津地区做了大量稳定东北军、政、商、学各界人士情绪的工作。阎宝航为西安事变的解决和事变后实现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9月，阎宝航由周恩来和刘澜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秘密党员，阎宝航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发挥了非凡的社会活动家的才能和智慧，作出了一般人做不到的贡献。

　　全国抗战爆发后，阎宝航活跃在武汉、南京和重庆的政治舞台。在南京，他任宋美龄主办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总干事；在武汉会战期间，他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后来，他又任重庆市第一委员会设计委员、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及重庆空袭救济委员会抚济组组长。另外，他还在大同银行、大明公司担任要职，是中苏友协等民间团体的理事。阎宝航在这些岗位上，竭尽全力，关心人民疾苦，从事民众福利工作，积极募捐救助伤兵。1941年日军飞机疯狂轰炸重庆期间，为抢救遇难民众，阎宝航接连几个昼夜奔波忙碌。

　　阎宝航坚持抗日救国斗争，始终不渝地为收复东北事业尽心尽力。作为东北救亡总会的主要领导人，阎宝航身体力行毛泽东关于“把抗战进行到底，打到鸭绿江边”的指示，领导东北救亡总会大力宣传抗战到底，号召东北同乡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打回老家去。他从做好上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入手，沟通东北军与国民党的关系，接济东北籍中下层人士，救助大批东北难胞。1939年，阎宝航将在重庆的不同党派的50余人召集在一起，共商抗日大计。1942年5月，东北救亡总会被国民党取缔后，阎宝航千方百计在经济上积极支持总会刊物《反攻》出版发行，直到抗战胜利。阎宝航根据党的指示，利用东北救亡总会的合法名义进行募捐。他从基督教教友上海海关总监督丁贵堂处一次就募到1万元捐款，并按照叶剑英的吩咐，将大部分经费交给中共代表团，缓解了代表团及其领导下的各救亡团体活动经费短绌的困难。

　　阎宝航有过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和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经历，注意同政界、商界、文化界和抗日民众团体各方面人士联络，广交朋友，取得了明显成效。他利用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尽力团结和影响国民党人士，把许多民主人士争取到党的周围。阎宝航还积极掩护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他的家是中共地下党和东北救亡总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周恩来经常在阎家二楼小客厅或顶楼召开会议，布置工作。董必武、叶剑英也都在此召集过重要会议。这里还是中共代表团同东北人士会面的联络点。阎宝航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掩护和救助过许多抗日人士，尽管生活艰苦，他总是尽可能地接济和帮助别人，甚至他的家也成为革命者的栖身处和庇护所。他们寄居在阎宝航家里，生活上得到照顾，精神上得到慰藉。1937年，共产党员陈同生出狱后，被周恩来安排到阎家养伤，两个月后痊愈，重新投入新的战斗。正因为如此，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阎宝航的家一直被赞誉为“阎家老店”。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阎宝航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反法西斯战争收集到许多重要情报。迫于德、日法西斯双向夹击的严重威胁，苏联方面急于了解日军动向，共产国际、苏共希望中共能介绍中共党员帮助他们搜集情报。周恩来同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认为阎宝航最适合做这方面工作。阎宝航擅交朋友，博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孙科、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冯玉祥的好感，他因此经常周旋于陈诚、宋子文、陈立夫、戴笠、徐恩曾等国民党党、政、军、情等系统的要员之间。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找阎宝航谈话，布置任务，并组织了以阎宝航为首的情报小组。阎宝航深知，这是一份高度危险的工作。他后来说：“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准备。首先认识到这个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

　　从1941年春到1945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在大特务经常当面斥责，小特务随时盯梢，甚至有特务装成东北难民在其家中卧底的险恶工作环境中，阎宝航从容不迫，临危不惧，斗智斗勇，排除险情，出色完成了党组织的重托。

　　1941年5月，阎宝航应邀参加一次有德国驻华使馆武官参加的宴会，他先是从于右任口中得知德国将于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进攻苏联，又不动声色地向孙科打听，得到确认后即借故提前退出宴会，想方设法向周恩来汇报。这份情报在苏德战争爆发一个半月前，通过中共中央及时地通报给苏联最高领导人。苏联虽然也担心德国在西方得手之后回师东进，但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存有幻想。由于中共准确地向苏联通报了德军突袭的时间，加之其他情报来源的佐证，使得苏联红军能够争取时间，提早进入战备。虽然由于准备时间不足和战略指导方针等方面的原因，苏军在战争初期不得不采取战略撤退，但是毕竟避免了更为惨重的损失。周恩来曾评价说：这是无法估量的援助。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提供的准确情报表示感谢。

　　同年，国民党军统破译中心从日军频繁往来的无线电信号中，破译出日军通讯密码，获悉日军大本营正在为偷袭珍珠港调兵遣将。11月下旬，阎宝航获得这一情报后，立即向周恩来、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汇报。这一情报表明日本已决定向美国宣战，因此使苏联得以从远东地区抽调重兵去加强西部战线，抗击德国军队的进攻。为此，阎宝航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

　　1944年，阎宝航以陈诚让其写分析日本何时进攻苏联的文章为借口，经过再三工作，通过朋友关系拿到国民政府军委会三厅保存的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这些材料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以及将领姓名等重要情报。关东军是侵华日军的精锐部队，也是日军的总预备队。阎宝航拿到这些材料后，立即交给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拍照。这些情报及时通报给苏联，对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苏联红军能够在几天内就将关东军苦心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彻底摧毁，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东北迅速得到解放，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

　　阎宝航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李克农曾对阎宝航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你的情报工作不但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对世界革命也有贡献！”199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已故的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表彰他及其领导的情报小组对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阎宝航披肝沥胆，无私无畏。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吾之最大悲痛，莫过于民族同胞惨重牺牲；吾之最大欢悦，莫过于同胞骨肉彻底解放。”满怀对民族对同胞的挚爱，阎宝航从多方面努力推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作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一员主将，他联合东北各界，开展轰轰烈烈的反日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坚持不懈地建立和领导东北抗日救亡组织，团结流亡关内的东北同胞，共赴国难；全国抗战爆发后，他为落实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而辛勤工作，不惜身家性命支持和庇护抗日志士，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他的英名和功绩，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和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