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一年多以前，中国新闻社苏州分社、澳门分社的记者对我作了一次采访，希望我谈一谈读《孙子兵法》的体会，以及其中存在的一些千古之谜。比如，孙武才三十多岁，未见以前有他的战争经历的记载，为什么一出手就写出兵法十三篇，成为千古兵家的圣典？吴楚柏举之战，吴军声东击西，以少胜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十几日就打下楚国的首都，运用的显然是孙武的战略战术，为什么《左传》没有出现孙武的名字？《孙子兵法》蕴含着哪些家族文化基因，应该如何解读？《老子》《孙子兵法》《论语》是春秋战国之际最早的私家著作，能否对其著成的时间进行编年，它们之间存在着哪些生命联系和差异？从宋襄公“蠢猪式”的战争观和战争行为，到《孙子兵法》称“兵者，诡道也”的战争观和战争行为，折射了兵学史和战争史的何种历史性的发展？这些都是研究《孙子兵法》必须解决的发生学和文化基因的问题，必须对之作出有血有肉的智慧和生命的还原。

　　混合着大地的血迹和老子式的道

　　《孙子兵法》的大智慧，是蘸着血写出来的，并非空泛的纸上谈兵。据先秦子史典籍记载，春秋时代大国争霸，大国兼并小国的战争频繁。《孟子·尽心下》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亲历这种战争环境而出身将门的兵学天才孙武，在祖父孙书伐莒时已是十余岁的少年，家学承传，堂前商讨，案前凝思，列国杀伐和将门论学的交织，给兵学经典的形成注入了丰厚的经验和博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