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已70个春秋。中国共产党是这次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何以能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呢？道理可以讲很多条，但以下几个方面至少是最基本的。

　　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对凝聚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了独一无二的指导作用

　　中华民族有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三省后，国内政治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外敌入侵，国难当头，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的愿望，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凝聚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了本应当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所起的但没有起的指导作用。

　　（一）艰难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尽管长期遭受过国民党政府追捕、屠杀，多年内战，血海深仇，但仍以民族大义为重，多次发表宣言，冀以民族革命战争抗击日本侵略军；并且号召全国人民弘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积极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斗争中来。早在1933年1月，中共中央就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愿与国民党订立国内和平、对日抗战的协定，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民族矛盾正在成为国家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讨论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提出“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和红军不但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发挥“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1936年3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全国丧亡迫在眼前。它乃我中华最大之敌人。“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这篇雄文，发出的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呼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次日，中国共产党迅即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

　　相比之下，蒋介石国民政府却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迅速地改变政策，号召举国抗击外侮侵略，而是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仍集中数十万军队继续“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企图一举消灭而后快。只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在全国上下都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合作抗日。

　　这样，历史的发展就让中国共产党高高地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如果说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那么，中国共产党号召迅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实际载体。

　　（二）提出的持久战理论是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基础

　　尽管认为中国抗战是持久战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家认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也有过“持久消耗战”等主张，但提出完整的持久战理论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家创造。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战争如何发展，中国抗战能否取得胜利，顿时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一个时候，“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颇有市场，既严重地影响人们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忧虑，也在部分群体中滋长了盲目乐观情绪。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提出持久战理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的基本国情，包括军事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和自然资源状况，以及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等诸多要素作了精辟分析，充分地论证了这场中日战争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决的，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是日本的结论。他指出：中日战争是一场生死决战。在这场决战中，中日双方存在着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他具体地分析道：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强国有很强大的战争力量，中国是个经济军事落后的弱国，这一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会在中国横行一时，而中国不能速胜，中国抗战要经历一段异常艰苦过程。因此，“速胜论”是错误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野蛮的、非正义的，其疯狂的战争冒险只会加剧自身内外矛盾，走向灭亡。况且它是个小国，人力物力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再则，它的侵略扩张政策还威胁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必然会遭到国际正义力量的反对，因而它失道寡助。与此相反，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正在觉悟，中国抗战反对侵略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能够利用地大人多的有利条件来支持长期的战争，并将得到国际进步力量的广泛援助。因此，“亡国论”和“悲观论”者是站不住的。

　　中国抗战既然是持久战，那么持久战的具体进程怎样？《论持久战》根据上述诸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提出中国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一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二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准备反攻的相持阶段；三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在三阶段中，相持阶段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毛泽东分析了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说明了在相持阶段的战争状态下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种种因素，指出中国抗战力量的生长主要在这个阶段。这时，游击战将成为我方的主要作战形式。经过相持阶段的努力，中国的力量将由弱变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相持阶段是中国持久抗战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段论述是持久战理论的精髓。

　　为了实现持久战这一总的战略方针，《论持久战》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作战方针。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实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毛泽东解释道：由于敌强我弱，敌在战略上采取进攻的、速战速决的和进行外线作战的方针，我则采取防御的、持久的和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由于敌小我大，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中国一部分领土，我则有对敌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极其广大的地盘。这样，在战役中对于部分敌人，我可能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地进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具体战斗中，敌可由强者变为弱者，由优势变为劣势；我则相反，可由弱者变为强者，由劣势变为优势，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积小胜为大胜，将逐渐改变总的敌我形势。毛泽东说，这是以弱胜强必须采取的方针，是中国抗战的整个战争应当采取的战略方针。

　　这个持久战理论不仅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起了战略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也有重大影响。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对持久战理论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经蒋介石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理论是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基础。

　　（三）促进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是坚持全民族抗战的群众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疯狂掠夺、残暴屠杀的过程，经过揭露和宣传，能成为促进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激发民族意识，促进民族觉醒，昂扬民族精神，掀起全民族的抗战热潮。华北危机加深之际，共产党员作家和作曲家就创作了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立即成为唤起民族觉醒、激励民族精神的时代强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后，全国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支援前线，参军参战的热潮蓬勃兴起。连工商界也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热烈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支援祖国抗战。

　　在日本侵略军对南京城残酷地屠杀血洗后，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到此会商国共合作具体事宜，并领导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4月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和“七七献金活动”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推向了高潮。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开展的大规模“献金活动”，通过宣传募捐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人们争先恐后到各个献金台献金，除纸币外，还有银元宝、金银首饰等。当时媒体形容献金的热情说：这捐献的不是钱，是中国人对敌军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武汉抗战宣传是全国抗战宣传的缩影。在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共产党地方组织也发动了各种形式的抗战宣传活动。

　　8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民族抗战立场，利用一切宣传形式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同仇敌忾，对凝聚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起了巨大指导作用，为赢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深厚群众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引述毛泽东的话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