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共产党根据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对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不是孤零零地中日两国双方的战争，而牵涉到多国关系和多方利益。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方战略的调整都深刻地影响着国内两党关系，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抗战形势发展。随着抗战深入展开，中国的抗战形势越来越错综复杂。如果说日本政府是企图吞并中国的疯狂侵略者，那么国民党顽固派则可称为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局势的麻烦制造者。处理不好这内外多方关系，中国抗战随时都有中途妥协乃至失败和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谁能处理好这诸多关系？只有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特别是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才使国共两党坚持合作抗战到底，从而对夺取中国抗战胜利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

　　（一）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中国抗战形势，正确处理两国三方关系，对引导中国抗战胜利起了领航性主导作用

　　蒋介石不具宏大的政治战略眼光，既不能把握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也拿不出如何领导抗战走向胜利的务实主张。国民党中央政府作为国家主要领导力量，对中国抗战胜利没有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而且还不断制造事端，妨碍抗战的顺利发展。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正确处理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使中国抗战不断克服危机，最后走向胜利。

　　先看国内关系。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虽然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会战，但抵挡不住日军的强大进攻。在一年零三个月内，正面战场丢失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与此相反，八路军、新四军等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既有效地打击和牵制了日军进攻，且自身得到很大发展。两条抗战路线，两种抗战结果，必然影响两党关系。政府当局对于丢失大片国土不恐慌和惧怕，对于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和巨大发展却忧心如焚，从1939年初始转向“溶共”“防共”“限共”“反共”。这样，两党关系不断出现紧张局面，乃至在全民族抗战处于困难之时，在局部地区燃起了内战硝烟，统一战线濒于破裂。直至抗战结束，两党关系时好时坏。

　　再看国际关系对中国抗战形势的影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政府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这对中国抗战有极大破坏力。汪精卫在1938年12月叛国投敌后，日本方面继续对蒋介石集团开展诱降活动。英、法、美等国在德国没有西进吞并一些西欧国家以前，对日本侵华采取“绥靖主义”政策。1940年夏，日本暴露入侵英美殖民地的野心后，英美政府才放弃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日本妥协的“绥靖主义”，转而积极拉拢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以遏制日本南进。到1940年10月，国际上诸多力量对蒋介石或拉、或诱、或援的结果，使他顿时感到身价陡增，开始飘飘然了。毛泽东描述蒋介石的心态说：目前是蒋介石最得志的时候，“他是在干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勾当”。

　　这样，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两党过去的关系主要是阶级斗争关系，我们党对此积累了不少经验。抗战初期，尽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错，但由于国民党还积极抗日，两党关系总的说来和平相安。但在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方针，且在发动反共的武装冲突情势下，如何处理两党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共产党就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困难不在于要不要开展两方面的斗争，而在于如何审时度势，使抵御内阋之争不影响抗击外侮之敌。

　　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深刻认识，对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也有深刻洞察。毛泽东说：“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抗战形势的逆转和两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已作了充分思想准备，并酝酿了相应的对付措施，因而两次打退反共高潮时，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密切关注抗日战争的发展走势，不仅使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没有因两党关系恶化失去掌控，而且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继续抗日的正确方向，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积累了政治和军事力量。

　　（二）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国内阶级关系，对增强最大的抗战力量，起到了凝聚性主导作用

　　这首先反映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变化上。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首次从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上，特别是对大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对待抗日的态度作了深入分析。他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对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尽管在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但“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半年后，他还指出：大资产阶级在抗战问题上分为三派：（1）右派，投降派；（2）中派，即顽固派，包括蒋介石，阎锡山，他们又要反共又要抗战，又抗战又准备投降；（3）顽固派中的左派，是可变派。我们对投降派要打倒，完全孤立他们。对中派要团结，同时斗争。对左派要团结，要帮助。1941年6月下旬，他继续阐述对待大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在抗日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打一拉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这是根据抗日形势变化所采取的正确方针。对大资产阶级认识上的这个重大变化，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对“中间势力”作了深刻分析，不断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所谓“中间势力”，不仅指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还包括对待抗战的态度。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把争取中间势力提高到关系抗战形势发展的关键意义上来认识，强调党的任务就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一步骤如果不做到，转变时局是不可能的”。在打退两次反共高潮过程中，中共中央明确地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要求逐渐地扩大属于中间势力的对象范围，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将中间势力扩大为包括：地方实力派，即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各小党派；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员、团员的大部分；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和黄埔生等。他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亟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在1939年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大中间势力对象，实行争取和团结政策，并极力从顽固势力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中间势力来对待。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也无论对打退两次反共高潮还是共同抗日的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政策，中间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不仅对于调整国共两党关系，而且对于推动全民族共同抗日，逐渐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三）深刻分析国民党政府不断变化的对日立场和对共产党的态度，提出“三个坚持、三个反对”等一整套政策和策略，对推动国民党抗战到底起了督促性主导作用

　　中共中央总结我们党10多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教训，深化了我党与国民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以推动蒋介石、国民党共同抗日。择其最主要者有：

　　一是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自1939年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与我党的摩擦和冲突事件越来越频繁。中共中央指出：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党的任务是既要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又要竭尽一切可能维护团结抗战局面。是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发表的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切实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这样，“三个坚持、三个反对”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基本方针，也是号召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政治口号。

　　二是揭示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多层次多侧面关系，强调以斗争求团结。1940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高干会上就团结与斗争关系的不同情况作了具体分析：1.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2.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3.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4.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抗日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5.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6.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斗争，因为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7.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摩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韩德勤向苏北根据地的进攻。这种多层面的分析，对应对第二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是年底，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既有现在与将来之分，也有反共的高潮与低潮之分。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处理关系。总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这些原则，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又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是提出了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上述又联合又斗争关系，既是一个政治原则，也是一门政治艺术。中共中央一直在思索怎么具体把握好这个问题。1939年5月，毛泽东阐释此前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则说：巩固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对于人家的捣乱给予无情打击，决不让步。两条原则的第一条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他讲亲爱、讲团结；要是对我们不客气，就来第二条“人要犯我，我必犯人”。这叫摩擦，人家摩擦来，我们摩擦去。抓紧这条原则，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寇。6月10日，毛泽东又提出了“摩而不裂”的“有节”思想。12月，他将上述思想概括为“有理、有利、有节”原则。随后，又指出：“有理”是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有利”是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有节”是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坚持这三个原则，就能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报告中，他还说：“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摩擦则要同它斗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中国共产党的“三有”原则，为坚持两党合作抗日确立了准绳。正因为如此，两党才最后共同夺取了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转折。70年过去了，历经各种磨难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征途上，将铭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坚持它的先进性，带领中国人民把国家建设好，去夺取更加伟大的胜利，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