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精神》，张岱年、程宜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源远流长的古老中华文明，正焕发出现代化的青春气息，从理论思维的高度重塑、重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恰逢其时。张岱年先生从1930年代开始，就呼吁“中国精神”及其现代创新。1980年代，张先生更深入地探讨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他指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延续发展，虽然曾经一度落后，但又能奋发图强，大步前进，这不是偶然，必有其内在的思想基础。中国文化长期延续发展，虽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而仍能自我更新，继续前进。这发展更新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前赴后继衰而复兴的历史足迹，充分验证了这个观点。

　　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刚健有为；贵和执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用《易经》中的两句话来说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将其进一步概括为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八个字。我认为，这八个字形象地表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并作为文化深层基因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文化精神乃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在张岱年先生和程宜山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他们详细剖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哲学底蕴和思想来源。“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和以和为贵的整体和谐思想，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两大哲学基石；而源起于炎黄传说、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统一发展的“正德（提高品德）、利用（改进技术）、厚生（丰足生活）”三事并重，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无疑是中国文化精神最早的思想源头。

　　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其他国家的民族精神相比，既有普遍共性的方面，又有个性特殊的一面。张先生从文化形态到哲学基础，生动具体阐明了这种异同，主要在于以下三点：一是“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二是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中国文化以家族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三是“协和万邦”与征服世界。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中国理想的民族关系模式是通过道德的教化“协和万邦”。这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西方文化则比较偏重于讲究竞争、讲究斗争。

　　中国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的不同点，表现在当代民族历史与全球历史、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的发展趋势中，则可见中华文化体现的是共同发展的宽容与和谐精神。

　　今天重提中国文化精神，应该特别注意张岱年先生一直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不仅要充分肯定个人主体性、个人独立人格的必要性，而且更应强调保持中华民族主体性、保持独立国格的极端必要性。或许可以说，西方个人主体性理论，是个人本位的人权学说的哲学基础，而张岱年先生则意在探索一种超越西方的东方人权理论的哲学基础，即：把个人主体性和民族主体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无疑更有意义：既要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又要弘扬发展的开放性。保持民族精神的主体性，就是保持民族的独立地位；弘扬民族精神的开放性，就是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认真学习其他民族的文明成果，特别是现代化国家创造的当代文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可以说，强调民族主体性的中华文化精神，是我们新时代的思想长城。其实，中国文化精神就是中国民族精神。它是我们民族的生存之根，是民族心理的核心观念，是民族理想的价值导向，更是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综合创新是张岱年先生的重要思想。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综合创新的过程。中国文化精神首先植根于中国母体文化，植根于其中刚健的、有生命力的成分；近代以来又吸收了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以及当代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文化创新不可或缺。中国文化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创新。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