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写”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本能地将书写视为后来出现的事物：我们先说话，然后书写；甚至可以说，历史出现（与书写一同出现）在史前之后。因此，德里达发明“原书写”的目的是在于说明书写并不是“后来”才出现的（在言语，和史前之后出现），而是原创的，始终在场的。他对这一显而易见的共识的发难乍一看似乎十分荒谬，甚至可笑：他怎么敢与最基本的道理背道而驰，坚持书写与话语同时出现，甚至早于后者呢？但这其实是德里达哲学的中心论点之一。

　　书写的从属特征是我们的文明的自我呈现的基础：苏格拉底和耶稣并不书写。书写如同他们的门徒，不过起到了代言人的作用：书写是与话语一致的交流方式，但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只有需要在时空中延伸、投射和传播时才有用。这里出现了一个德里达明确批评的观点：这种观点自然而然地认为与更为真实的交流方式，即直接口耳相传的话语相比，书写主要是一种从属的，或“补充”的方式。德里达认为，这种表面看上去符合一般常识的书写观念，贯穿了整个哲学史，甚至“在根本上，成为了书写的纯哲学解释”（《哲学的边缘》）。这一认识使书写变成一种简单的协调交流的方式，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将书写定义为一种“在场的延伸”方式：将真正的在场（即声音）转移到声音无法自然达到的地方（比如远程通话：其实，书写和远程通话一样，也是一种远程交流的方式）。我们看到，对书写的传统观念建立以“真正的在场”（声音，话语）为首这一思想之上，并且书写（或者说任何其他的远程交流方式）不过是一种延伸，输出这一“真正的在场”的方式。

　　但是对德里达来说，这种观念是对交流这一概念的全盘误读。他认为，交流根本不是为了输出“在场”，相反是为了输出“不在场（absence）”。有必要在这里对这一乍看十分惊人的论点做一番解释。在书写中，接受者必然不在场（因为我们只会给不在场的人写信），德里达借此完全推翻了书写的通常观念（“哲学观念”，事实上是“形而上的观念”），并阐述了一切交流形式在实质上都是“书写”，因为从根本上说，接受者的不在场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在书写中，都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如果将接受者不在场的交流方式称为“书写”的话，德里达的论点就在于阐释（或指出），事实上，书写（或不在场）必然存在于所有的交流形式中，即使这些形式披着在场的外衣。于是，一切交流模式在他眼中都是不在场中的交流，即书写，而不是在场中的交流，即声音。德里达把这一模式称为原书写（archi-écriture），这就意味着“书写”，或“不在场”是一切交流，包括口头交流的基础。在这一模式中，书写先于声音。

　　我们看到，这一论点如果要成立，就必须接受一条基础观点，那就是一切交流，无论看起来如何，都在“延迟”，在“不在场”中进行，包括通过话语的交流。然而，这一论点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其实，我们在经历了20世纪在人文科学领域的那么多相关研究之后，难道还敢肯定话语能够在两个在场的人之间，或在个人与自己之间建立起一个清楚明晰的交流吗？德里达认为，正相反，交流只有在“不在场”时才能进行。他从他的时代的精神分析法、现象学和文学中提取了最广泛、最显著的推论。当我们与别人说话时，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并不比我们自己对自己来说更在场。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我们说话的原因，和我们的话语具体会产生的影响。因此（这一论题不停地被反复提出，比如娜塔丽·萨洛特的小说），我们的话语能够达到肉体在场的人，却远远无法触及真正在场的人——相对于自己和他人的在场始终是一种幻觉。于是诞生了这种本质上十分自然的观点，那就是书写（接受者的不在场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必要的）应当被视为一切交流形式的原型。

　　德里达提出了原书写概念，因为一切交流的普遍模式（德里达甚至称其为：可能诞生的条件）就是一切话语的发出者和接受者的不在场；此种不在场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