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为明信片

　　对德里达来说，语言和一切现实一样，都是重复性，或“引用”性的。当然，德里达不愿就此宣布原创言论是不可能的。他的意思也不是我们说出的一切话语，无论明确与否，都是别人的语录，这样理解也是十分荒谬的。为了解决他与美国哲学家约翰·瑟尔（JohnSearle）之间的著名分歧，他在《有限公司》（LimitedInc）中，完整地回答了上述这些针对他的思想的混淆、误解、甚至是恶意非难和指责。

　　德里达的意思是，重复或引用的可能性（不一定是现实）是语言的定义的一部分。从定义上来说，话语可以脱离其原始背景，也就是说，是可以输出或转移的。正如德里达后来所说的，言辞从本质上是可以被“嫁接”到另一个背景中的。的确，如果我们无法将一种话语从一个背景转移，输出到另一个背景中，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相互理解了。然而，语言的功能就是促进理解。因此，用德里达的话来说，重复，或者引用，是语言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如果我无法重复我说的话，如果与我交谈的人不断更新，并且无法明白我说的话，那么我说的话就不是语言的一部分，甚至不能算作为一种语言。我们可以将上述说法与维特根斯坦反对“私人语言（langage privé）”的著名论点相比较。“私人语言”这一说法本身就存在矛盾。从定义上来看，语言本来就是公开的，因此就是可重复的、可引用的、可转移的、可输出的。要么大家都能接收，要么就根本不算语言。

　　德里达在他的《明信片——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以及更远》（LaCartePostaleDePlatonàFreudetau-delà）一书（非常有趣和细腻）中，将“明信片”视为一切文化和转移的模型。这一做法乍一看有些出人意料。明信片是“用来在上面书写”的东西[德里达在《明信片》中说道，“我总是在卡片上面书写”，内容也许是“关于”笛卡尔这个德里达在哲学领域的主要对手的（在法语中，“在……上面”和“关于……”是同一个介词：sur——译注）]，而且大家都可以阅读：“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假期，天气很不错，祝好。”总而言之，我们不会将明信片放在信封当中：大家都可以阅读上面的内容，包括邮差。这是一封公开的信件。因此对德里达来说，明信片是语言、书写和文化的模板。那么书籍又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另一种明信片吗？大家都能阅读，都能打开，都能从中获益。另外，我们永远都无法清楚地知道明信片到底是给谁看的：肯定有收信人，但本质上，任何人都能够成为收信人。至少所有人都能阅读明信片。德里达将其与书籍、图书馆、整个文化放在一起：我们从过去中继承了书籍、古迹、档案，但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得知这些充满着含义和言辞的物件到底是给谁的。根本没有确定的接收者。大家都可能是接收者。没错，语言的定义，正如文化在总体上的定义包含，牵涉了接收者在本质上的不确定问题。书籍、思想、和话语像种子一样，被作者随意抛洒，任其随风飘散，不知道在哪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因此，“播撒（dissémination）”也是德里达的一个重要概念。现在正在进行的“研讨课”（“séminaire”，在拉丁语中是semen，即“种子”）就是话语和思想的“播撒”的练习。我的话语并没有明确的接收者，你们能够理解我的话语的前提，是其他人也能理解我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