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献为晚清文献学家，精于词学，以选词论词而称巨擘。所著《复堂日记》，上起同治元年，下讫光绪二十七年，论学谈艺，首尾一贯，极具学术价值。早年，此书经钱基博、钱钟书二位先生表彰，其文学价值已经为论者不断推扬，而蕴含其间的史学价值，则未引起足够重视，尤其是学术史角度的价值阐发，迄今尚未展开。

　　梳理一代学术源流，筚路先行

　　嘉庆中，清廷重开国史馆，创编《儒林》《文苑》二汇传，揭开梳理一代学术源流的序幕。讫于道咸之际，遂有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阮元《儒林传稿》、唐鉴《学案小识》诸书的问世。诸家所著，虽寓梳理学术源流之意，但就史籍编纂体裁而言，则皆以人物传记为主，为个案的排列组合。因此，着眼学术传承进而分类聚群，论究入清二百余年间的学术嬗递，便成为推进学术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复堂日记》载有同治三年谭献长文一篇，记录了作者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考。该文立足一个“变”字，上起明末清初遗民诸家，下迄道咸二朝今文经学诸儒，开宗明义曰：“本朝学术盖尝三四变矣。”至于具体的变迁途径，作者则归纳为“国初稍尚浮华，遗佚中有深粹者则别出。一变而为疏谬，再变而为琐屑，三变而始为经学。经学亦滥觞于明之遗老，绵延授受，至此大昌。”谭献对入清以后学术演进的梳理，以乾隆初苏州惠氏的崛起为分水岭，他说：“惠氏一门即于是时萌芽经术，故饾饤嵬琐之习渐衰，而六艺古学起矣。极盛于乾隆季年，益精于嘉庆，遗经端绪皆有条贯，六书九数如日中天。于是乎有清之学跨越千载，由唐以来，不愧儒林之传者，惟今日耳。”

　　与之相应，《复堂日记》于同治三年还录存一份《师儒表》。以学术好尚及其成就为类，上起清初黄宗羲、顾炎武，下迄道咸刘逢禄、邵懿辰，共著录入清以后学者一百余家。表中所列类目，依次为：绝学一，名家二，大儒三，通儒四，旧学五，经师六，文儒七，校雠名家八，舆地名家九，小学名家十，提倡学者十一。其中第十类之小学名家，又包括《尔雅》之学、《说文》之学、声韵之学和金石之学四目。

　　谭献梳理一代学术源流的努力，散见于其后历年的《复堂日记》之中。虽然直到光绪二十七年逝世，最终未能撰为完书，但是作为一个先行者，其筚路蓝缕的创辟之功，理当予以肯定。正是受其影响，清末民初一代又一代学者继起，始有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诸家论著的问世。

　　论究常州学派，开一代风气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以江苏常州为重镇。乾隆中，庄存与著《春秋正辞》，开公羊学复兴先路。经其侄庄述祖承前启后，光大其说，至其外孙刘逢禄、宋翔凤崛起，渐成一脉，因而有常州学派之称。以往前辈学者论究常州学派，多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据。其实，如果要追溯开创之功，则当推源谭献的《复堂日记》。

　　据《复堂日记》所述，咸丰末，谭献幕游八闽，同治元年，在厦门与避地海滨的戴望订交。受戴氏论学影响，知常州庄氏所表彰的《春秋》公羊学旨在由大义以通微言。于是由读宋翔凤《过庭录》、庄述祖《珍艺宧遗书》入手，发愿以探寻西汉今文经学的茫茫坠绪为己任。同治二年，再读庄存与《尚书既见》《春秋正辞》、刘逢禄《书序述闻》，服膺庄氏家学而喟叹：“国朝诸儒，如惠氏一家、王氏一家、庄氏一家，皆第一流。”且称：“刘申受《书序述闻》，说《尚书》精深，源于宗伯公。吾故谓庄氏家学精于惠、大于王矣。”同治三年撰《师儒表》，遂将常州庄氏祖孙归入第一类绝学之首，依次为“庄方耕先生家学，从子葆琛先生，孙绶甲卿珊，葆琛二甥刘申受先生、宋于庭先生”。同治八年，“常州学派”一语首见于《复堂日记》，他说：“庄中白尝以常州学派目我，谐笑之言，而予且愧不敢当也。”《复堂日记》中对发端于庄氏的常州学派大力表彰，认为庄氏一门，张惠言、张琦兄弟、李兆洛、董仕锡、董祐诚、洪亮吉、孙星衍等常州一地的著名学者“皆尝私淑”，其成就是黄景仁这样的诗文名家也无法比拟。

　　对于常州学派开派宗师庄存与的遗著，谭献读之最久，用力最勤。据《复堂日记》记，同治二年，初读《春秋正辞》，即写道：“此绝业也……博大深至，条举件系，卓乎属辞比事之教。”同治八年，再读《味经斋遗书》，又记：“宏深博大，卒不能得其涯涘。识大之深，又高出诸经师上矣。”光绪十二年，更于《日记》中留下了总论庄存与经学成就的长篇文字。文中，谭献将庄存与同两汉经学大师董仲舒、郑玄并提，认为：“先生之说《易》也，盖深于《礼》《春秋》，故典常之大小密于康成，天人之大源究于江都，两汉巨儒，殆以兼美。”正是在这篇总论中，《复堂日记》道出了常州学派通经致用的为学宗旨：“经说皆非空言，可以推见时事，乾嘉之际朝章国故隐寓其中。”

　　学术批评，自省向善

　　《复堂日记》中，谭献品评所及，博涉四部群籍，其间既有前贤遗书，也有同辈著述，还有后进新篇。其间所论，别具只眼，得中肯綮，在晚近学术史上，著称于世。更为可贵者，纵览《复堂日记》全书，不唯看不到党同伐异，恃才扬己，挟隙诋毁，相反，字里行间每见虚怀若谷，律己自责。作者对一人之学术批评，常因时间推移，学养渐深而转为自省，评述更为中肯，且扬人之美，不掩人善可谓其显著特点之一。

　　魏源是道咸间今文经学中人，晚游杭州，殁于僧舍。谭献求学伊始，曾经拜谒，同治三年，还将其列入《师儒表》中“绝学”一类。《复堂日记》所评魏源著述，初见于同治十三年，再见于光绪七年，皆颇有微词，前者称：“魏氏高言西汉，说《诗》欲排毛公，理三家遗绪。闻《诗古微》十卷本，后益蔓衍矣。”后者且谓：“默深貌为闳肃，中实枵然，且令人骤不得事之本末。”至光绪十四年，再读魏著《诗古微》，则反省自责：“其言明清，而《毛传明义》第二篇，尤观其通。魏氏此书粹美，殊悔予夙论之莽卤矣。”

　　俞樾年长谭献十二岁，以著述繁富享有盛名，亦因轻于成书而招訾议。同治四年，谭献初读俞樾《群经平议》称：“凡说经如此类，予皆目为无用之言。”同治十一年，再读俞氏刻书，更径评为：“小言破道，私智盗名，谬种流传。”光绪十七年，复读俞氏书，则不没其善：“条件分明，心目洞达，当冠其所刻诸书。”至光绪二十三年，《日记》中则留下如下记录：“俞曲园来谈。七十七翁，聪明不废，结习未忘，天赋异禀，不能不生羡心。”

　　光绪十六年，应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谭献西游荆楚。访耆旧遗书，得秦笃辉《愉村警书》，喜其“论学论治，平实切近”，于《日记》中备录其精要语。秦氏有言：“性情通达则艰虞化，处境之高才也；心气和平则血脉固，却病之要药也。”谭献于此语后注云：“献病五年矣，深有愧乎其言。”客游将归，十七年的《日记》又以不能制怒自责：“摄心自治二十余年，年且六旬，不能制一怒字，非徒伤生，亦且失行。不久作此无味客，吾意决矣。”光绪二十二年，读老友黄以周新刻文集，《日记》称：“元同不负当代经师之目，予终愧泛滥无所成就，让老友以专门。”谭献晚年，倾心推崇岭南大儒陈澧，光绪二十五年的《日记》，先是评《东塾文集》道：“经师通贯，足名其家。”后又就陈著《东塾读书记》道出晚年学术追求，径称：“从充实入精微，吾师乎！”

　　向上向善的学术批评，是学术创新的题中应有之意，不可或缺。《复堂日记》于此所反映的深厚学养，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