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是，作为“一股清流”的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在传统新春佳节之际，从众多团圆喜庆的文艺晚会及当红偶像主演的电视剧中脱颖而出，创下多项收视佳绩。重新吟诵古典诗词、品味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俨然成为时尚。这个时代如何阅读古典诗词，中国古典诗歌给现代人带来什么样的启迪？追溯美国诗歌百年发展史，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清晰可见，而这种影响背后也体现出中国文化在异域的建构过程。这在美国诗坛的论争中可见一驳。

　　一

　　美国诗歌从惠特曼（Walt Whitman）开始就寻找和建立自己的诗歌传统，试图脱离欧洲诗歌影响。这一尝试在20世纪更为明显。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诗歌既有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以美国本土题材为主题的诗歌尝试，又有以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为代表的诗人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寻找元素来书写美国诗歌。

　　美国诗人、学者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认为美国诗歌中的意象创作来自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和模仿。中国诗歌可以被称作美国诗歌背后的诗歌，因为中国诗歌在翻译过程中被重新创作成美国诗歌，其中道家思想对于如何进行诗歌写作可谓影响巨大。道家诗人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宁静的风格》这首诗里提出诗歌创作的灵感来自不作为。在试图翻译中国诗歌的过程中总有短暂闪现的关于诗歌的知识，关于创造诗歌的灵感，这都在创造翻译，或谓创造美国诗歌。王维的山水诗和苏东坡“景即是诗，诗即是景”的观点在美国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雪人》（The Snow Man）中可见一斑。正如诗人艾略特（T.S.Eliot）所言，伟大的诗歌使文学史重新调整，如画作一般每一笔都让纸上的空间调整成新的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成英文也是再创作。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说过，诗歌就是词语组成的机器，是独轮车、开瓶器或电话，具有经济效应，也是为某些特殊功能所设计。美国诗人在翻译中国诗歌时，这种翻译过程事实上给诗人的想象力带来未知大陆，等待他们去开发。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持相同观点。在他看来，传统英语抒情诗中诗人传达的是对世界外在体验的修辞化表达，展示对于世界超验意义的理解，而中国古典景物诗歌表现诗人的真实体验，诗中传达的是和宇宙秩序（“文”）的相互关联，给读者展示物质世界的内在性，而不是如西方诗歌般的象征意义。

　　一个有趣的比较是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在威斯敏斯特桥上》（Composed upon Westminster Bridge，September 3， 1802）和杜甫的《旅夜书怀》《在威斯敏斯特桥上》虚构一个故事，试图把诗人的体验在诗歌中表达出来，但诗歌含义却含混不确定，可以有多重解读。相反阅读杜甫的《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读者却感受到诗人真实的情感，即“怀”贯穿整首诗。这是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从相遇、解读到回应的体验。之所以以杜甫诗歌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能有这样的表达力，宇文所安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倡的“艺术形式”即“文”来解释。

　　刘勰认为，“文”体现的是“道”的美学。宇宙万物自成体系，由过程、万物自身和相互关系所组成。万物因其构成元素在本质上相同，因此皆是同类。“文”存在于宇宙秩序中，作为一种形式，把艺术价值和重要性相联系。人被视为所有宇宙元素的结晶，天地思想的代表，通过语言，把天地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呈现出自然万物的内在过程。“文”展示的是人的特殊品质，即意识、思想和情感，也就是“心”。作为“天地之心”，人是唯一具有反思意识的物种，“文”体现的是人通过“心”作用于宇宙之“身”。中国古典诗歌认为最高的创作技巧是没有技巧，最好的诗歌没有人为创作的痕迹。只有思想、双眼和写作完全合拍，诗歌才能毫无阻碍地反映“心”之所感。这就是中国诗歌的意义，因其反映出大千世界的运转规律，也可以被称为世界预兆。

　　二

　　当然中国古典诗歌对于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产生多大影响，评论界也存在很多质疑。学者奚密（Michelle Yeh）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奚密认为美国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解实际上是对于形式和认识论的并置，也就是把中国诗歌描绘成意象的，由大量象形文字组成的，表达了一种“空的，纯粹的理解”，事实上是把中国诗歌的诗学意象和精神层面的理解如道家思想和禅宗的感悟相提并论，而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她以托尼·巴恩斯通翻译的柳宗元的《江雪》为例，说明巴恩斯通不仅想象了雪景，也错误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蕴含佛道观点。译者需要把这种认识论传递给读者，但渠道不是对于诗歌文本的解读，而是在英语翻译中直接显现这种诗歌背后的哲学思想。她认为这种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简化阅读存在问题，因为这限制了对于诗歌其他意义的理解，给诗歌阅读规定了条条框框。

　　奚密认为庞德把中国诗歌构想成“表意文字”，是“在英语中对于代表性中国诗歌的标准常规理解”。艾略特把庞德称为“这个时代中国诗歌的创造者”，奚密则进一步阐释为英文翻译的中国诗歌本质上是西方再创作。这种创造表现为三方面：一、翻译者选择性翻译中国诗歌，对于中国诗歌有个预设的想象，在此基础上形成美国现代主义诗歌范例。但是其对中国诗歌褒扬及贬低之处，对于中国诗歌传递的价值观和刻意排除的观念，都值得再思索。二、许多美国诗歌翻译者认为中国诗歌的本质是意象的。庞德在《如何阅读》中提出视觉意象是最具可译性的诗歌语言。这种认识基于中国语言是表意性的，诗歌主要表达视觉意象，很少有语言因素。这种观点来自16世纪天主教传教士的印象，认为汉语在本质上是视觉的载体，而不是语言的艺术再现。事实上，中国诗歌的意象和道家美学思想并无直接联系。三、错误认为比喻在中国诗歌中不存在，因为这是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中国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于自我要顺其自然格格不入，而这是对中国诗歌和文化另一个人为的虚构理念。总之，奚密认为在现代主义的范式中把中国诗歌简化为意象的精华，尤其是自然意象，这导致了对于中国诗人选择上的倾向性。她建议突破所谓的“中国诗歌”传统，才能真正揭开面纱，看到中国诗歌本貌。

　　中国古典诗歌对于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建立有无影响，影响多大，这个争论仍在持续。叶嘉莹说：“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在于古典诗词的内在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阅读中国古典诗歌所唤起的人类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心灵”是人类共通的情感，这也是回顾美国诗坛这一争论对于现代人如何阅读中国古典诗歌，体味中国文化的一些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