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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又称汉水,其名称因流经地域不同而各有变化:流经沔县称沔水,东流至汉中始称汉水,安康至丹江口段在古代被称作沧浪水,襄阳以下则习惯被称作襄江或襄水。与之有关的“汉江女神”传说,最初与《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有关,后来演绎出来的“汉女解佩”故事,以及由此形成的“汉江女神”传说,则主要发生在襄阳的万山脚下。
从语言学角度看,“汉江女神”的语义内涵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最初《诗经·周南·汉广》的记载,仅仅说“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个“游女”,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物,并无神话色彩。先秦时期,这个神话故事尚未成型。虽然皇甫谧《帝王世纪》、王嘉《拾遗记》将“汉江女神”与周昭王二妃联系起来,但此故事写成较晚,且与《诗经》“游女”无直接关系,证明不了《诗经》中的“游女”已经具有了神性。
入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汉代传《诗》者最著名的有四家,即齐、鲁、韩、毛。其中,毛《诗》醇正,其所言“游女”尚属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但其他三家的解释却发生了变化,《诗经》中的“游女”变成了汉水上的“神女”。如《文选》李善注引韩《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又引薛君章句曰:“游女,汉神也,言汉神时见,不可求而得之。”这个所谓的“汉神”,究竟是什么神灵呢?李善注又引刘向《列女传》称:“游女,汉水神。郑大夫交甫于汉皋见之,聘之橘柚。”这个故事的详细情节,见于《文选》李善注引《韩诗内传》:“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这个故事,刘向《列女传》也有记载,文字稍异。在此,”游女“成为两个,但尚无确切名字。这说明《诗经》中的”游女“,已经被增加了时代(周朝)、地点(汉皋)、事件(见郑交甫)、人物(二女、郑交甫)等元素。”郑交甫“的介入,成了见证”游女“神性的关键人物。汉皋,即今天的万山,在襄阳古城西五公里。
根据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鲁《诗》说、齐《诗》说“游女汉神”,已经有了郑交甫的参与。这说明,在西汉早期,《诗经》中的“游女”已经成为“汉水之神”,并与郑交甫故事产生了联系。汉焦赣《焦氏易林》证明了这一点:“乔木无息,汉女难得。祷神请佩,反手离汝。”“二女宝珠,误郑大夫。君父无礼,自为作笑。”由此可见,襄阳地区流传的“汉江女神”传说,在西汉早期已经产生并流传,并成为说《诗》者解《诗》的文献依据。
但这并不能说,齐、鲁、韩三家《诗》仅仅如此理解“游女”。我们看《韩诗外传》引“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之隧,有处子佩瑱而浣者”章,引《诗经》“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游女”即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游女”在此只是一个泛称,与《诗经》中的“游女”已非同一人。就此而言,汉代的“汉江女神”,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两个方面的特点。
根据两汉时期文学作品看,《诗经》中的“游女”,往往被称作“汉女”“游女”,并被广泛认作汉江“水神”,如扬雄《羽猎赋》“汉女水潜”,张衡《南都赋》“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王逸《楚辞·九思》“周徘徊兮汉渚,求水神兮灵女”,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江女神”又与《楚辞》中的湘夫人联系在一起,这大概源于曹植《洛神赋》“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而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将二女落实为周昭王二妃,并提出其确切的名字为延娟、延娱。这说明,魏晋时期,“汉江女神”已进入史书,并在名字、时代上越来越确切。很可能在这个时候,“汉江女神”已经受到当时人祭祀,所以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有“汉庙堆”,并称“昔汉女所游,侧水为钓台,后人立庙于台上。世人睹其颓基崇广,因谓之汉庙堆”。这个地方大致在今天的万山下,所以《水经注》又说“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这个“山下”,即万山下。
由以上“汉江女神”的语义变化可以看出,这个神话传说,实际上体现了古代中国“文化一统”的基本思想。《诗经·周南·汉广》中的“游女”诗歌,很显然属于一个“南方故事”。但是,汉说《诗》的齐、鲁、韩三家皆属北方学者,他们都非常重视发生在南方的这个“游女”故事,不仅赋予她神性,而且与生活在北方的“郑交甫”发生联系。“汉江女神”故事的产生,很可能是南北文化交融而成的结果。
“游女”在北方很难看到,而郑交甫、水神主要属于北方文化元素。先秦祭祀的对象中,很少有水神,如《汉书·郊祀志》记载秦始皇“祠名山川及八神”,即无水神事。但这不能说先秦北方文化中就没有水神的存在。杜预注《左传》“螭魅罔两”,以为“罔两”即水神,虽然这个水神还主要是一种虚构的非现实性神灵。而南方“游女”进入北方神话系统后,不仅使得“水神”形象非常具体,而且与现实生活有密切关系,且以女性神灵出现,很容易为人所理解和接受。这样,南方的母题故事,与北方的人物、神祇相联系,就产生了融南北文化于一体的“汉江女神”传说。对于南方人民而言,“汉江女神”不仅是一个确实的存在,而且能够为南方人民带来好处。“汉江女神”的优美、温婉、高雅、神性,同样给北方人民带来了无限美好的想象。北方频仍的水灾、水患,同样使他们渴望“汉江女神”的庇佑。甚至爱情中的幸与不幸,生活中的快与不快,都使他们乐意将“汉江女神”作为倾诉的对象。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扬雄、张衡、王逸、曹植、陈琳、阮籍等人的诗歌中,都出现过“女神”的描写。如曹植《洛神赋》说:“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陈琳《神女赋》说:“赞皇师以南假,济汉川之清流。感诗人之攸叹,想神女之来游。”阮籍《咏怀诗》说:“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在他们的作品中,“神女”或忧郁、愉悦,或飘逸、优雅,或逍遥、洒脱,不仅拓展了诗人与读者的想象,而且为中国文学作品塑造了一个魅力十足的“女神”形象。
(作者:刘群 系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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