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宝，一个名气大得全中国都知道的农民。他多么不易：六十余年奋斗拼搏，将一个贫村变成“天下第一村”，农民家家住上“洋房”并有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存款。吴仁宝的华西村是啥样我清楚，吴仁宝也清楚，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如果不是借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东风，他吴仁宝并不比同是村干部的我的父亲强多少，但吴仁宝成功了，他始终走在七十多万名村干部的前面，因为他对党的政策的掌握和理解正确与透彻，同时又能灵活并且充分地根据自己村里的实际，进行有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八十多岁时，吴仁宝站在一边是稻谷飘香的田野、一边是犹如美丽城市的村庄边，思忖着华西的未来，于是他突发奇想，告诉村民：华西要造一座“不能高过北京最高楼的”华西农民高楼。两年后，这座72层、高328米的大厦拔地而起。好家伙，庄稼地里建摩天大厦，有人惊喜，有人嘲笑，还有人骂吴仁宝“神经出了毛病”。

　　2012年夏天，我与吴仁宝一起站在华西摩天大厦内那头一吨重的金牛前，他老人家自信地对我说：“建这座大楼的目的，是想证明我们华西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没有错，并且希望华西村农民的子子孙孙都能像这座大楼一样，高高地耸立在中国农村的前面，作出榜样。但我又有些担忧：为什么我吴家三代人呕心沥血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社会上仍旧有不少人总在猜测和议论我吴家如何如何地掌控了华西多少资产、多少股权？”85岁的吴仁宝在今年3月初的弥留之际，一直在期待着什么，整天张着嘴喃喃地说着谁也听不清的话……突然有一天秘书小孙告诉他：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阐述了中国梦的具体方向与目标。吴仁宝突然睁开了双眼，十分清晰地喊着：“赶紧把村干部都叫来，我要开会！马上开会……”两天后，这位农民伟人与世长辞。

　　吴仁宝享受了一个中国农民最隆重的追悼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送来花圈，十余万人为他送葬。然而，网上也有数百条骂他和骂华西的声音，有人说他的死是“农民帝国的谢幕”，有人说华西村是“当代封建世袭的典型”，云云。我还亲眼看到数路小报记者在吴仁宝葬礼的现场屡屡堵住吴仁宝的四儿子、接班人吴协恩。这一场景令许多人不平和愤怒。当时吴协恩泪流满面，但我知道他的泪并非全是为父亲的去世而流，还为一些人对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一个赤诚无私的农民共产党干部如此误解而流。

　　一个多月前，我怀着看一眼“没有吴仁宝的华西村”会是什么样的心境，再度来到华西。之前，社会上有人曾预言：没有了吴仁宝，华西“天下第一村”的神话将宣告终结。然而我在华西的所闻所见，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华西村依然蒸蒸日上、生机勃勃。吴仁宝的儿子、华西村现在的掌门人吴协恩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华西村是老书记（他和华西村民都这样称呼吴仁宝）一手缔造起来的，是坚定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中国新农村，吴仁宝“上听中央、下为百姓”的华西精神已经深入人心，不会因为哪个人的存在与不存在而改变他们所选择的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华西不仅不会垮，还会继续前进，让百姓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有人对华西那座摩天大厦里因为客源少而住上了很多自己的村民有种种看法，吴协恩回答说：华西现在的经济发展不再是传统产业了，我们的其他产业迅速崛起和增加，比如这几年金融市场上的收益就有几个亿。

　　吴仁宝的后代和新华西人与前人很不一样了，他们的思路、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行为方式都与这个新时代同步前行。如今，吴仁宝儿子的一只眼睛盯着华西村，另一只眼睛则紧紧盯着全国、盯着世界。当下他最关心的一件事，还是中国的改革问题，他说：“我对老书记所讲的‘解放思想要有思想，改革开放要有方向’这话在今天有了更深的认识。我认为，一切思想、一切方向，都要有一个原则和一条底线。如果打破了这个原则和底线，解放的思想可能会变质，改革的方向可能会走偏。”

　　“现在你最关心的是什么？”我问。

　　“我比较关心金融体系的改革。”吴仁宝的后代直言，“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这是我们金融事业的机遇，也可以说给资本运作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但目前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对民营企业开放。比如我们的村镇银行只有10%的股份，大股东还是国有大企业。”在谈到经济转型升级问题时，吴协恩说：“华西村经过十年左右的转型，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产业转型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是需要长期投入、逐步转型、逐步完成、逐步提升的。希望中央出台的政策不是一刀切。比如有些产业以前是合法的，如果今后政策一调整变成不合法了，那我们企业的损失就比较大。像传统产业的发展，过去是靠投入再扩大，现在要靠巩固和提升。华西有一块是冶金等传统产业，对于装备的改造投入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政策突然变了，那损失确实很大，难以承受。因此希望中央在政策上应对这类产业给予关心和扶持，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规律来决定和解决企业与产业的优胜劣汰。”

　　第三章 衷曲

　　仲秋的江南大地，到处桂花飘香，田野中，银白的棉花与金黄色的稻穗烘托出一种秀美。那些被勤劳的人们的脚步踩实的田埂，似乎有些干裂，也似乎在期待又一场雨……

　　这里是我的故乡。这里是改革开放后发展得非常快的地方，昆山、常熟、张家港、江阴……全国百强县（市）的前几名都在此。与我儿时相比，与我离开家乡时相比，变化翻天覆地。高速路、高铁线、工业开发区、农业示范区、生态旅游区，比比皆是，而更多的是星罗棋布、规模不一的大大小小的农庄与家庭企业，有世界级的，有国际品牌的，也有生产百姓日常生活用品的企业，村庄和城市已经无法分界。当年的许多穷人如今成为亿万富翁，普通的百姓家也实现了小康。然而，今天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也有不少烦心事。

　　刚刚获得全国道德模范称号的钱月宝，是梦兰集团的老板。在我故乡，钱月宝的名声与“阿庆嫂”一样大，人们称她是“当代阿庆嫂”。她是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家纺学会副会长。这位用40年时间完成了一个普通中国人求富与创富梦想的农村妇女，她的“梦兰”仅品牌市值就达100多亿元，现在她正朝着年产“千亿元”的目标奋进。

　　我认识钱月宝的时候，她也就四十来岁，与共和国同龄的她，当时丈夫刚刚去世，她的“梦兰”还在创业初期，可她给我讲起“梦兰”故事时，就让我感觉出这位农村妇女与众不同——

　　我和丈夫是一个队上的人。17岁时我就没了父亲，与母亲一起挑起了一个七口之家。后来丈夫进了我家门，他当队里的会计，几年后我接了他的班，我们俩成了队上的积极分子。可村里很穷，我是个爱做梦的人，有一天我问丈夫：为啥我们不能像别人家一样富裕起来？他说人家把集体经济搞得红红火火，所以富了。这话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们苏南地区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我就把其他七位村上的妇女组织起来，办了个绣花小作坊，其实也就是帮人家做些加工的小活，一年忙碌下来挣不到3000块钱。后来我想为啥非要为人家干活不可？如果我们自己办个厂，好坏也是自己的嘛！跟村干部一说，竟然同意了。

　　就这样，连我在内八个“村姑”撑起一个小厂。记得有一次开着拖拉机去苏州送货，半夜才到城里，收货的公司天亮八点后才上班，我就在那条人民路上来回地走了一夜。那一夜我真当了一夜“人民”。做着做着，我们的厂子慢慢大了起来，生意越来越好，我们靠一针一线让村上的人都开始过上了好日子。后来我们要给厂子起个名字，丈夫就说：你这人爱做梦，你做的又是床上用品，就用“梦兰”吧。

　　梦兰好听，我喜欢……

　　这是20多年前钱月宝给我讲的事。20多年后的今天，我再次见到钱月宝这位当年的农家妇女、如今全国闻名的大企业家时，她越发显得华贵而端庄，竟然见不到岁月风霜留下的痕迹。钱月宝带羞含笑地说，这可能是因为自己爱做梦的缘故吧。

　　钱月宝能够被评上全国道德模范，是因为她在领导“梦兰”创造中国家纺业一个个奇迹、让自己的穷村变成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庄后，依然不停地做着一个个更大的梦想：她与清华大学一起创建了“中国龙芯”计算机基地，为千万所中小学配备中国自己的学习电脑；她与云南等贫困地区一起建立了一所所“梦兰孤儿院”，至今她已被上千名孤儿亲昵地称为“梦兰妈妈”。

　　爱做梦的钱月宝还在不停地做梦，她想让所有用上“梦兰”床上用品的家庭都能够成为和谐美满的幸福“小两口”或“老两口”，她要把企业做得更大，于是她要招收更多的员工。但有一件事在近几年里越来越让钱月宝有些不踏实：她企业里的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妹、打工仔们似乎越来越不安稳了。“回自己的老家办厂做活我双手欢迎，可许多人还是留在我们这一带打工，但却不像以前那么安分了，工作挑三拣四，钱总给他们一次次加薪，可还是拢不住这些人。民营企业的用工已经面临巨大压力……”钱月宝的副手心疼地告诉我，“我们的老板这些年操心最多的事就是如何把企业招收的人和骨干留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