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该及早出台一些制度规范，比如对所有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应做硬性规定，要为用工人员建立社会劳动保险和养老保险”。说这话的，是另一位“服装大亨”马金元。

　　老马干服装生意17年，现在他的“金牛华尔车服装”已经在全国设有1500多家专卖店，网上销售也很火，是中国男装服饰的龙头企业之一。但老马这些年遇到的烦心事也很多：全企业600多个用工，30%是本地工，70%是外地工，“头痛的是这70%的外地工。他们有的在我厂里干了一二十年，基本都是骨干了，但这几年有人想走就走，没有走成的人都因为是孩子在这儿读书才留下来的。”老马说。我问为啥？他说他们总不断地嫌工资收入比相邻的厂子少。

　　“是不是你这个老板抠门？”

　　“我一点也不抠门。不仅工资收入不会比一般企业低，而且还给他们上各种保险。最近我还拿出近千万元，盖了72套二室一厅的公寓房供夫妻俩、姐妹俩和单身打工者无偿居住。”老马指着办公室窗外的一栋新楼对我说。

　　“有这么好的事他们还不满足？”我有些不可思议。

　　老马摇头：“你不知道，一听说我加了工资，那些跟我一样搞服装的小厂老板们也赶紧跟着加工资，月工资、年收入都是差不多时，我这里的骨干就是留不住，早晚依然跑到人家企业去了……”

　　我更加摸不着头脑：“又为啥？”

　　“因为我被挤压得气短、气喘！”老马显然动感情了，从椅子上站起说道：“就是养老保险这一块。我的企业用工人员按国家政策办，全都给他们上养老保险，但人家只用二三十个工人的小厂，是不给打工者上养老保险的。这一块不是个小数，外来打工者一比自己的工资额，总觉得我这儿就是比人家厂子少几十元、几百元，他们就跑了，你好说歹说，人家打工者说，我不看够不着边的‘以后’，我看重眼前的钞票到底多还是少。于是，我企业的骨干一个个跑了，你有苦朝谁去说？”

　　这真是个问题。

　　“早就是问题了！”老马又激动了。“国家应当立即出台一个政策：对企业用工，不管你用一千人、一万人，还是一个人、两个人，在社会劳动保险、医疗保险等等问题上，都必须采用同一种法律、同一种制度，这样才能做到既保护了企业相互之间正常合理和公平的竞争，又切实保护好了劳动者的权利，我们做企业的才感到踏实，才能够尽心尽职，把事业做大。”

　　是啊，又是一项必须做的事，又是一个强烈而迫切的呼声！

　　“你们以为我们愿意跑东家走西家的跳槽？没有办法，有些老板心太黑，他想什么时候给你工资就给你，想不给你就不给你，想扣多少就扣多少，所有的名目在他那里都是合理的，而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无理取闹’。谁来保障我们的权利呢？劳动法在国有企业里管用，在那些知名大企业和要面子的私营企业主那儿管用，小老板、黑心老板才不管这些呢！”从马金元的厂子出来，正好见一位外来打工的河南商丘人老潘，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喷出来的尽是火焰。

　　老潘是带着老婆孩子来到上海市郊的“老打工”。为了一家能在一起生活，租下了当地农民闲置的一户农家小院，每月500元租金，夫妻俩在两家私营纺织厂干活，每月工资加起来6000多元，但老板并不按月发放，平时只发三分之一，到年底总结账，“开始几年还行，这两三年越来越不像话，一到年底，剩下的三分之二总也不能全数到手，七扣八扣，也就只能再拿到一半左右。老板不是说我们干活这错那错，就是说企业这几年受市场影响，效益下滑。你要跟他闹，结果交情没了，饭碗也丢了，我一家人长期下去咋过？孩子要上学念书花钱，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总还有些其他开销吧？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依然两手空空，还不如回老家种地！”

　　老潘是许多返乡的打工者之一。打工者有打工者的苦处，老板有老板难念的经，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已经出现“用工荒”……业主和劳务者都在呼唤一个能够保障双方权益的政策与制度早日出台。

　　老潘要走了，三轮车将带着他一家三口，离开这块已经让他怀有一份感情的江南大地。

　　“回老家你干什么呢？”我问他。

　　“看吧。”老潘似乎对以后的日子并没有具体的目标。

　　“还有地吗？”

　　“有。都是山坡荒地，累十年也挣不出孩子的读书钱……”

　　“河南那边现在也有办企业的吗？”

　　“有。但比不上江苏这一带。我有个战友让我回去，他在市区开了一个小店，让我给他搭搭手。”老潘总算说出了他的打算。

　　“你战友的生活咋样？”

　　“别提了。”老潘摆摆手，双眸突然红红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怎么啦？”我不由追问起来。

　　“有烟吗？”老潘干脆搁下三轮车，从我手里要过一支烟，一声长叹：我的战友原来的家境比我强，在市郊。前些年“城市化”扩容，划进了市区，后来要拆迁搞啥工业园区，说好的每户给多少多少补贴，成年人还要安排啥工作，结果临到拆房时还没有落实。我战友脾气暴，跟拆迁的人打了起来，他老婆上前劝，结果不小心被自己的男人撞翻倒在地上，后脑勺正好碰在一扇门的钉子上……没有抢救过来。

　　老潘继续说：老战友的家从此衰败了。几年后，拆迁补的那些钱用光了，他原来可以维系全家生计的口粮田早已没了，变成了水泥马路。“当年在部队里虎虎生威的神枪手，如今才50岁刚出头，却满头斑白、双目呆滞。今年春节我回去见了他，心里太不是滋味了。所以他说为了解决孩子的学费，准备开个面食店，恳求我这个战友帮忙。还用说嘛，我自己在外面打工也没啥前途，便答应了他……”

　　“你是大作家，我想问问：现在到处都在搞城市化，多少像我战友这样的农民被城市化了，最后田没了、老家院子没了，工作一时又没有合适他们干的，你说说他们咋过日子？国家就这样对他们甩手了？你说说。”

　　我默然无语。几年前我曾经在山西采访一户农民，因为老宅基地问题，夫妻俩上访打官司整整跑了13年，假如不是遇到“百姓书记”梁雨润的话，这户农民还不知要继续跑上多少年……我的《根本利益》一书里记载了这件事，主人公叫畅春英——其实她的生命一点儿不顺畅，也完全缺乏春天的暖意，只有流不尽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