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自2004年4月启动至今已经超过9个年头。回首九载，累累成果令世人瞩目。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一批经典著述陆续编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学习导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等一批重大理论辅导读物相继推出，《理论热点面对面》等系列通俗理论读物接连面世，《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社会学概论》、《新闻学概论》、《中国近代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西方政治思想史》等一大批高校重点教材也已进入课堂，近5000篇相关理论文章在主要报刊陆续发表。中国记协名誉主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邵华泽说起这一工程感慨万千：“成果丰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建设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名册，可以看到，这里汇聚的600多位课题组专家，无一不是学术界、教育界、研究机构中成就卓著的学者。据统计，直接参与这一工程的专家共有3000多人，间接参加的学者人数高达数万人。正是这支优秀队伍，以丰厚的学养、坚定的信念、执著的追求，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全身心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终于迎来丰收的季节。

　　光荣的使命 艰巨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被人亲切地称为“马工程”。“马工程”由中宣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等作为主要参与单位承担各项任务，一批思想理论界的领导同志和资深专家组成工程咨询委员会负责审定。同时，还专门设立工程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工作。据工程办公室负责人介绍，9年多来，各主要参与单位认真负责，精心组织，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参与这一工程的很多专家都已入古稀之年，耄耋之年的也不在少数，他们辛勤耕耘大半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中早已成就斐然，但对这一工程仍一往情深，以学术拓荒者和奠基人的身份发挥重要作用。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比完成这一使命更值得付出心血。就在记者采访的这段时间，有的学者去世了，有的教授病倒了，还有很多人患有眼疾。据他们的同事介绍，这些德高望重的学者即使在病榻上仍在审阅书稿，辞世前依然念念不忘工程的进展，有的教授大病初愈就惦记着工程委托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杜厚文教授虽在病中，还在与记者谈论工程的意义。

　　为了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让“马工程”达到高标准，工程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对所有著述和教材严格把关，9年多召开了上百次审议会，审阅了各类书稿和选题，提出了10万多条珍贵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已是80多岁的高龄，参加审稿会90来次，写出书面审稿意见100余次，查阅的相关资料更是不计其数。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已经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和多个心脏支架，但经他审改过的手稿，总是标注得清晰而细致。

　　83岁的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邢贲思一直把“马工程”排在工作的第一位，对所审议的每一部书稿都字斟句酌。2009年，他又担任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编写组首席专家，更是忙到了几乎没有休息日的地步。他清晰地记得咨询委员会每次会议的情形，“我一共参加了95次会议，不仅审阅了一大批译著和教材，还要审定根据社会需要而编写的各种读本，从政治上、理论上、学术上把关。各类书稿少则20多万字，多则60多万字。我们先从提纲开始审定，有的提纲审定多次，还要写出书面意见；写成书稿以后再次审阅，审阅常常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可谓时间紧、任务重。到了这个年纪，我更愿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上老有所为，这也算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吧。”

　　与他们交谈，你会发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爱，早已融入生命，这种热爱，来自于深刻的思想领悟与理论认同。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说，“马工程”体现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观点，回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追求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进程，总结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意义重大，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工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者，全力投入这项工程是职责所在，作为党员，更应该视为一种信任和荣耀。

　　很多专家认为，正因为“马工程”的实施，才让他们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上，投入如此之多的精力，下如此之大的功夫，产生如此众多的重大成果，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奉献的精神 端正的学风

　　2009年底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央领导同志同200多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同庆贺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出版。理论界普遍认为，总字数近800万字的两部文集编选精当、译文准确、体例新颖、注解翔实，同以前出版的马列著作相比，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代表了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的最高水平。这两部文集不是简单地把相关著作汇集起来，而是凝聚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从事的是极其艰苦复杂的创造性劳动。两部文集目前发行量已近4万套。

　　为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研究，“马工程”集中了200多位专家，设立了18个子课题进行分类研讨，对经典作家的一系列重要观点进行追根溯源的梳理，对国内外理论界各种观点进行分析鉴别，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报告，为工程的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打下了基础。“马工程”还确立一大批专门课题，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和对策建议。《理论热点面对面》等系列通俗理论读物受到普遍欢迎，年发行量突破500万册。

　　参与“马工程”，不但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还要深入研究相关学科的专业，掌握丰富的学术资料，实事求是，钻研问题，有所创新。对每一本教材都要开几十次的统稿会，反复修改；有的最后仍不满意，干脆推倒重来。每位专家都有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但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尤其是课题组首席专家，作为学科带头人，更要综合各类观点和意见，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和团队作用。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唐凯麟曾经每个月都要为“马工程”进北京6次或7次，手头的其他工作全部让路。“我们编写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工程的第一部教材，作为统一的高校教材，不能仅仅表现个人的研究成果，也不能只从个人的意愿出发，而是要反映国家意志和创新成果，要反映广大教师的要求和学生的需求，字数还不能太长，这就需要我们广泛征求意见，集中各方思想，浓缩出精华。我们提出了几十个提纲，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才达成共识。我认为，编写这样的教材必须具有奉献精神，还要团结协作，学风端正，如果顾及个人名利，恐怕很难完成。”唐凯麟这样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汇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最新成果，是一部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高质量、高格调、高标准的精品教材。”这是各方面专家对这部著述的评价。

　　北京大学教授赵家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首席专家，既要照顾中风患病的老伴，又要主持编写教材，还要参与两套文集的编译，为其他教材提出意见。他说，大家都是专家，都有自己的研究心得，写得要深入浅出，在度的把握上也必须到位，这就需要首席专家和召集人具备较高的协调能力与学识的驾驭能力。如何求同存异，确实很考验人，“有人说这是苦差，一点都不假，但再苦也要承担，因为这关系到高校思想理论建设，来不得半点马虎。”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著作导读》课题组里，首席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制定了三条“军规”：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实施编写；以严谨的科研态度对待编写；必须亲自撰写，不得请助手或学生代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已经改到了十几稿，但课题组主要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新仍不满意，依然觉得有继续提高的余地，在样书上，他用黑、红、蓝三色笔标注出了错漏和修改意见。“从2009年开始，我们已经修改了15稿。”他说。

　　学风不正，是近些年一直困扰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大问题。“过去有些教师为评职称，可以编写几部教材，抄袭之风盛行，粗制滥造的产品不少。这次由工程统一编写出版高质量的教材，不仅提高了高校思想理论建设的水平，也改善了教材编写中的学风。每次写作都是艰苦的创造，而且都做到了言必有据，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实在功不可没。”唐凯麟说。

　　甘于奉献，学风端正，可以说是各课题组专家的精神写照。

　　提高了认识 壮大了队伍

　　尽管参与“马工程”的专家都学有专长，很多教授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了如指掌，但他们仍认为，“马工程”使他们得到了再学习、再提高的机会。“‘马工程’对我而言，也是不断提高觉悟、不断提高理论水平的过程。”清华大学教授吴潜涛说。

　　在“马工程”中，不少专家还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创造出新的科研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靳辉明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的首席专家，在写作期间，他还主编了《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等，并发表了多篇有关论文。他认为：“这一工程使我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与理论，更加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

　　知识分子习惯于独立研究，但教材的编写却要求团队协作、统一撰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檀传宝1962年出生，算是年轻的首席专家，他在参与撰写《德育原理》教材时深感“马工程”对教材建设和他个人带来的深刻影响。“从前我们撰写教材时常常凭一两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将这么多一流专家的智慧聚集在一起，在每个环节都有各个学科的优秀专家提出意见，弥补了我们的不足，开拓了我们的视野。”

　　“马工程”建设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队伍，壮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的阵容，这是各方面专家的一致看法。唐凯麟过去一直为伦理学教学队伍的青黄不接担忧，“马工程”培育了年轻一代，“所以，这样的投入特别值得。”

　　北京大学教授王一川参加“马工程”时才40多岁，经过9个寒暑，不知开过多少报告会、研讨会、座谈会，与老一代学者、新一代专家互相配合，在讨论、研究、编写、协调中提升了认识水平，让老中青的知识与见解逐渐融为一体，写出了三代学人达成基本共识的教材。他欣慰地看到，在“马工程”这面旗帜下，老中青相结合的理论队伍在日益发展壮大。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建军参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编写组时是主要成员之一，后来又被增补为首席专家。刘建军著文说：“工程经常围绕中央最新精神，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组织专题报告会，这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很有益处。有时是中央领导同志亲自作报告，作重要辅导；有时是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同志，介绍各自部门的工作；有时是知名学者作学术报告，介绍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基层单位对生产生活一线情况的介绍和交流等，我们也深入到基层调查当地状况。我经常看到，报告会结束后，许多学者在餐桌上、在散步中进行热烈的讨论，交流感想和体会。”“如今我们已迈入中年，不再是‘青年教师’，但无论何时，工程给予我们的一切，都将不断激励我以自己的学识继续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马工程”已经成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这让邵华泽、邢贲思、汝信等专家对工程更是寄予厚望，他们衷心期望随着“马工程”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水平会越来越高，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教学队伍会更加壮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果会更为丰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会日益巩固、深入人心。

　　在“马工程”的推动下，老一代学人焕发了青春活力，越来越多的中年学者成为首席专家，日益增加的青年学者得到了学术锤炼。在各个学科里，他们的建树灿若星辰，其辛劳正在结为丰硕的果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