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从民间学术沙龙收获了什么

　　5位主讲人的报告结束后，接下来的一小时是青年教师们自由交流、讨论。这也是每周四学术沙龙活动青年教师们最期待的一个环节。

　　“像这样的民间学术活动，是我们青年教师的渴盼，也是我们心里的痛！”一位不愿具名的青年教师说，“平时，像我们这些走上讲台不久、在学术圈内几乎没有什么学术影响力的青年教师，很少有机会参加国内外各种代表本领域研究最前沿动态的高级别学术研讨会，也很少有机会参与层次较高的科研项目。通过这种完全没有行政色彩的民间自发性学术研讨会，我们可以相互取暖、相互启发，相互学习借鉴，解决日常科研中一个人无法想明白的许多科学疑难问题。”

　　每到自由提问和交流环节，每一位参会的青年教师都想抢着将自己的新发现、新疑问“晒”出来，希望在座的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脑袋能通过“头脑风暴”，帮他们一一“诊断”。

　　还没等柴利宣布提问环节开始，青年教师张波涛就抢先发言。“我想提3个问题：你们样本分析的方法，能不能用在医学病理检测上，建立一个样本库，病人不用看医生，通过病理对照，就能诊断得了什么病……”

　　在这种自发性的民间学术研讨会上，所有人都没有顾虑，只有对逼近科学真理的执着追问。轮到该校信息学院的年轻女教师刘晓玉时，她直截了当地对其中一位老师的报告提出质疑：“刚才××老师故障设置的前提条件是0-1之间，这是不是合理？阀可能震动到60%，达不到70%，那就只有0.5，还有可能是负值。”她用手比划着说，“0-1之间的数据是否更好处理？”

　　轮到机械学院徐增丙提问，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抛出疑问：“轧钢过程中有震颤现象，根本原因是什么？有太多影响因素会影响模型建立和数据分析。”他环视大家的表情，好像在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继续说，“建立模型之前都是基于数据的，要在平衡工作点下求偏置点，在此基础上建立初等模型。”随后，他斩钉截铁地指出问题的关键点，“生产中会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性，一种工况我们要做一个模型，关键我们要有数据。”

　　整个交流环节，大家畅所欲言，有的介绍自己的研究内容，有的发表学术见解，还有的当场纠正同事研究中的遗漏或错误。

　　不知不觉中，天已擦黑，一场持续了3小时的“头脑风暴”也临近尾声。当最后一位青年教师发言结束，柴利教授连忙起身主动终止当天的研讨会，微笑着说：“故障诊断的范围很广，不仅仅是电机系统。我们做学问，不能局限于自己的问题，视野不能太窄，广泛学习才能触类旁通。在现代科技分支越来越细的情况下，大家能够互补，把有限的资源结合起来，未来的发展是很值得期待的。”

　　“在座的各位，有做应用研究的，有做理论研究的，有做机械设备的，也有做数据模型的，还有做网络编程的。今后我们能不能合作，一起做些高水平研究？”柴利教授的话音刚落，大家纷纷点头。

　　虽然柴利宣布此次学术沙龙活动结束，但会议室内的青年教师们似乎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大家互相留QQ号、手机号，三三两两地在交谈中陆续离去。张波涛则继续和信息学院青年教师陈建良在座位上兴致勃勃地交流着……

　　民间学术沙龙何以受青年学者欢迎

　　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早在柴利的意料之中。2014年春季开学后，柴利在学校科技处的QQ群里提出开展跨学院、跨学科学术交流的想法。当时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建议在QQ群内刚提出，就立即赢得了全校很多青年学者、青年教师的喝彩。

　　事实上，在国内高校，每所高校、科研院所几乎每年都有几十场、上百场大大小小的学术研讨会或科研成果鉴定会。但是，与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民间自发性的学术会议相比，在官方组织的学术会议上，有话语权的青年学者、青年教师凤毛麟角。对于这种程序性较强的官方学术会议，青年学者、教师的参与热情并不高。

　　在国内各类学术会议琳琅满目的当下，高校青年学者、青年教师为何对民间自发性的学术会议情有独钟？为什么这种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民间学术会议广受青年学者、青年教师青睐？其背后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一直以来，国内科学界存在一种奇怪的科研“沉默症”：不同的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在一项科研成果以科技论文或成果鉴定会的方式公布前，相互之间鲜有实质性的学术交流。甚至在同一所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同一个学院、同一个教研室或研究所内，研究者们都不知道对方在研究什么，或者研究者们都是按照各领域权威的老学者、老专家厘定的方向，开展验证性而非重大的原创性研究。

　　对于国内科学界存在的这种怪现状以及青年学者学术成长通道不畅等问题，柴利教授看在眼里。

　　2013年年底，柴利主动向他所在的信息学院领导提出，“在院内开展学术交流”。柴利突发奇想的建议得到院方的支持，并将学院的会议室腾出来，供青年教师自发举办学术沙龙。

　　“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科研团队、协同创新、国际合作、学术交流已成为世界科学界的主流形态，在这种背景下，单一学科领域的科技创新越来越难，世界各国绝大多数的重大原始性科技创新成果的出现，都与学术交流合作的‘整合效应’、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研究密不可分。因此，作为研究者，跨学科的交流、合作很有必要。”柴利说，从科学发展的过程看，科学的分化与融合不断交替，学科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任何一门学科的突破性进展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产生“触类旁通”的影响，任何一种思维方法和研究思路，也可能为其他学科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将越来越大。科研人员要在科研的路上走得更远，除了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执着的科研精神，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也必不可少。

　　青年教师们对这种民间学术沙龙的参与热情，给了柴利莫大的鼓舞。柴利说，今后，这种民间学术沙龙活动还将不定期举办下去，每次聚焦一个主题，采取专题报告抛出议题、学者们自由交流的方式开展朋辈争论，相互启发。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交流，青年学者们开展激烈的思想碰撞，激发出创新的火花，相互取长补短，最终能凝练出几个大家普遍感兴趣、有价值的共性研究课题，并组建出若干个跨学科的科研合作小组，开展跨学科研究，实现在更大、更宽领域上重大科学技术的新突破。

　　民间学术沙龙蹿红折射出青年教师的成长困惑

　　“现在的青年学者处境艰难：想多参加学术会议了解学科研究的前沿信息，往往一堂接着一堂的课程教学压得你透不过气；想业余搞点研究，几乎每个学科领域的重大课题、研究资源都被那些知名教授或‘学霸’把持着，年轻人很难有冒尖的条件和机会。”北京某“985工程”高校的一位38岁黄姓青年学者认为，之所以这种民间自发性的学术沙龙活动在青年教师中间能一夜蹿红，是因为广大青年学者、青年教师普遍存在各种各样的专业成长之惑。

　　在国内科学界，不单是柴利关注高校青年学者、青年教师的成长困惑。实际上，近些年，国内有不少知名学者、专家对于青年科研后备人才队伍的未来充满忧虑。

　　自当选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玉凤就持续多年在全国两会上呼吁为高校青年教师、青年学者创造成长通道。

　　“按照一般规律，一个人才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在25岁至45岁之间，创造力的峰值是在35岁左右。处在这个年龄段的青年教师、青年学者的综合素质决定着一所高校未来一二十年的核心竞争力，如果不重视这个群体的成长，不仅高校将错失未来发展的机遇，而且国家未来的科技发展也将面临人才断档的风险。”王玉凤说，在国内不少高校、科研院所，很多单位在立项研究的重大项目上缺乏冒险意识，不愿意资助默默无闻的青年学者、青年教师，而更愿意把有限的科研经费投到那些早已功成名就的大教授或知名学者身上。这就导致大量处于创造力高峰期的青年学者没有仪器、没有经费、没有职称，要想申请科研课题资助，成功率极低。久而久之，他们根本无法全身心投入教学和科研。

　　与王玉凤的感受相似。在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陈运泰曾向记者透露，最初他到北京大学兼职时，热情很高。因为，他给学生们开的选修课，很受欢迎。虽然学生们都盼望能听院士的课，教育部也一再倡导“教授、名师上讲台”，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年后，陈运泰决定不再在北大兼职授课。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我不能去跟年轻老师争饭碗，影响年轻老师的成长”。

　　“现在，我们国家特别重视人才。但是，有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在很多单位，似乎‘外来的和尚’最受重视。”中国气象局原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说，他自己很支持各类人才引进计划，但是，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要有机结合起来。国家和各科研单位在制度设计上不能亏待那些长期立足国内老老实实工作的群体。除了引进之外，如何使国内的科学家也能充分发挥才干，应当是人才计划的重要内容。

　　在连续几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认为，一项尖端的人才计划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来顶尖人才的加盟。但是，对一个国家而言，人才队伍素质的提高，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立足本土的大批“土鳖”人才的素质。包括高校在内的各大科研单位在引进人才的同时，既要加大对本土杰出人才的培养，又不能盲目信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防止“请来女婿气走了儿子”。

　　根据1991年至2010年公开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仅2010年，中国普通高校新增教职工4.51万人，高校专任教师比例已达62.28%，20年间增幅达244%。这意味着新进教师及新进的青年教师已经成为目前我国高校专任教师的主体。

　　如何将这支庞大的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好？以一种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拓宽广大青年学者、青年教师的成长空间，鼓励他们乐于从事科学研究，并能从中脱颖而出……关于这些悬而未决的疑问，我们期待着未来有更多来自官方、民间卓有成效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