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源于传统史学，一些史学家很早就开始了这种文史结合的探讨。但与今天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和影响的制度与文学研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二者一为“无意识”，一为“有意识”，其间的过渡性体现在从文学史料的填补、文史互证到跨学科研究的自觉。以新时期为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科意识和学理追求日趋彰显和强烈。古代文学研究者从事或借助制度史的研究，发掘制度对文学的影响，如科举与文学、教育与文学、谏议制度与文学、礼制与文学、文馆与文学、交通与文学，等等，可谓成果颇丰，范围甚广，引人瞩目，形成了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富有特色和活力的研究领域。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开展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首先是文学史料建设的需要。但对于这类研究的意义，仅仅从文学史料的搜集和补充的角度去估价，显然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其行为必然受到所处时代制度的规范和制约，故而有必要打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我们认为，社会角色是制度与文学之间的重要中介，而角色认同和角色意识是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

　　根据社会学的社会角色理论，社会角色大致可以分为规定性表现角色和开放性表现角色两类。前者指对权利、义务有较明确规定的角色，承担者不得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后者指对行为规范没有明确、严格限制的角色，承担者有较多自由和发挥余地。比如，以这种方法对唐代士人的社会角色进行分类，前者主要包括职官或职事等社会角色，如翰林学士、郎官、谏官、州郡官、幕僚、学官、科举考官（或座主）等；后者主要包括经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等社会角色。这两类社会角色于唐代往往存在着重合之处。很多时候，文人的政治化和政治家的文人化同时构成同一个主体的两类角色。

　　至于角色意识，指某一社会角色的自我认知和共同心态。比如作为中层官僚的郎官，其形成文人集团的可能性和现实基础是显而易见的：同年、同门、同任台郎或同一官秩层次的郎官之间，容易相互认同。“郎官意识”则是由当时人们对郎官“上应列宿”的共识所带来的一种独特的自我认知，包括郎官风流倜傥的形象和踌躇满志的心态，普遍存在于历代文人身上的怀才不遇心理，以及对儒家诗教的自觉推行的使命感等。

　　本刊发表的两篇文章，从社会角色的角度，以中唐和宋仁宗时期的谏官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他们受当时制度规范的制约以及士风和士人心态的影响，他们的谏诤意识、好名心态与文学活动的关系。（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