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清泉

　　编者的话 善借外脑

　　有两句俗话，一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二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雅俗各异，但有一层意思是想通的：一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集思广益，察纳雅言，总能有所裨益。中国古代，军中设幕府，官衙有师爷，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幕府、师爷已成往事。现代社会，智库取代了它们的角色。何谓智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士·麦甘说过，智库就是参与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并对国内外焦点问题出具具有政策导向的研究、分析、建议报告的机构。

　　智库是“舶来品”，这些年发展很快。据统计，全球的智库已达6800多家，布鲁金斯学会、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兰德公司等智库声名远扬。这些年，国内智库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与世界顶级智库尚有差距。有评论称，国内各级党政智库和社科院智库的行政色彩过于浓厚，而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资金筹措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则较为欠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缺乏独立性。而独立性，恰恰是智库生存的根本。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即是：“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

　　当然，独立性不是靠智库一家就能实现的。如果委托方已经有了明确态度，只是希望盖上智库的“橡皮图章”来增加合法性；如果委托方只是希望借助智库人脉来影响决策，那么单纯依靠智库慎独秉公来实现公正性，却未免太过天真。

　　最近，大家在谈到智库时，常用“善借外脑”。我们认为，这个“善”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也应体现在委托方和智库方的研究心态上。只有抱着一颗公心而来，这样的研究才会有意义，所制定的对策才会不偏不倚。

　　声音

　　@余额宝的高息是银行自己给的。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指出，余额宝的利息收入源于商业银行当初不惜血本的高息揽存，怪不得余额宝们。眼下，需要规范的是银行间同业市场的扭曲，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只占我国国土面积的8%，但消耗了全国煤炭的43%，主要污染物占全国30%，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日前指出，“三大经济圈”污染较重。污染物排放最大源头是燃烧排放，要减少其污染，必须减少该区域的燃煤量。

　　@即使中国经济GDP增速降到7%，大家也不要惊慌，依然可以带来足够的就业，保持社会的稳定。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表示，每单位GDP的增长，第三产业所产生的就业机会比第二产业高出30%。在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中，10%的GDP增长所产生的就业机会现在只要7%就可以实现了。他认为，中国服务业劳动力密集度特别高。在服务业方面，中国可以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

　　@神智健全的人，谁会认为现在是为乌克兰与俄开战的时候？谁会让美国救赎起码需350亿美元才能度过这一年的乌克兰？

　　——美国众议员罗恩·保罗在一篇题为《我们都破产了，还管什么乌克兰》的文章中称，据官方数据，美国债务达17万亿美元以上，实际要比这多许多倍，“我们都快破产了，无力‘购买’乌克兰。我们当然打不起另一场战争，特别是同俄罗斯的战争！”

　　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及评价均存在偏差

　　谈到对我国现阶段文化产品的质量总体评价问题，中央领导同志曾指出：“文化创作生产仍然存在不小差距，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高质量文化产品还不多，特别是人民群众对文化创作生产中存在低俗、一切向钱看等问题反映强烈。”显然，文化产品的生产取向、供应取向、消费取向彼此相辅相成且互为因果。三种取向殊途同归地体现出人们对具体文化产品的总体性、倾向性价值评判。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及评价等方面存在的偏差缺欠，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产品生产供应存在着“利润至上”倾向。对收视率、上座率、发行量过度迷恋，只满足于表面的“政治导向”不犯错，不愿为实际的“伦理导向”不走偏负责任，使产品生产供应在一定程度上流于低劣化，导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前轻后重及彼此分离，引发各种不良社会导向在民间流行。

　　——文化产品消费领域存在着明显的“三俗”化倾向。近年来一些广遭诟病的白领炫富题材及古装宫斗题材影视剧盛行，使“三俗”风气越演越烈。而文化产品供不应求格局的存在，又等于给非法供给（涉黄及盗版等）的滥竽充数、趁虚而入开了方便之门。对此，原本缺乏鉴别力及少数格调诉求低下的消费者，难免对此乐此不疲，“三俗”必然不愁没有销路。于是，不良的生产与不良的消费，彼此互动、相辅相成，最终在某些社会层面构成恶性循环的畸形文化生态。

　　——文化产品评价跟不上文化产品生产消费实践。尽管相关主管部门以强化“扫黄打非”的高压态势，表明了对非法供给产品的全面否定性评价，但是对合法流通的文化产品，则尚未树立此种自觉意识：即依据其内容质量方面的科学评价，来规约和引导文化产品生产、供应及消费。换言之，相关评价跟不上生产消费实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流于缺位或“两张皮”。

　　——一些主流评价因非产品因素而走偏，民间评价则权重极轻。文化产品现有评价受到文化产品生产消费既有利益格局的裹挟和影响，导致一些有头有脸的主流评价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明显不够，使一些平庸产品浪得好名，使一些优秀产品终被埋没。来自民间广大公众的事关“叫好”或“不叫好”的客观评价，通常不会对产品命运产生有效影响。

　　——产品生产消费引生的评价偏差对公众产生了消极影响。借助公共媒体、公共空间及公共平台发行流通的低质文化产品，尽管不会在政治上犯忌，但出于其追逐眼球经济收益的本能，必定会在伦理等方面“打擦边球”。这种借助实际的生产消费所体现出的好恶态度，客观上具有爱屋及乌评价产品的作用，该偏差长此以往，注定会对公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轻则导致文化衰败，重则危及社会和谐。

　　现行文化产品评价体系的缺欠矫正

　　现行文化产品评价体系，虽曾对推进我国文化发展有其积极作用，但其既有组织架构及运行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实际，因此有必要针对其具体积弊加以逐步矫正。

　　要整顿规范现有评奖制度，推动相关评价社会化。应当通过设立国家相关多部门协调机制，来排摸汇总、梳理整顿全国各层级各种类文化产品评奖，本着追求少而精和权威性的原则，取消和废除一些具有明显“重复建设”浪费资源嫌疑的评奖种类。

　　引入第三方公信机构受托承担评价功能，组织力量探索评价创新。要改变凡是重要的评奖都统在官方主管机构或其下属协调机构手里的惯常作法，努力创造条件，借助科学化的公开招标、契约合作等形式，引入成熟的第三方非盈利性公信机构参与各评价板块的设置运营。同时汇集调动文化领域专家学者、管理经营骨干及民众代表力量，开展国家文化产品评价荣典褒奖制度研究、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立法执法及相关监督研究、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相关引导政策研究，为今后健全完善评价体系，提供必要的专项服务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