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古典文学的研讨会上，几位长者就当前文化领域内的某政策问题辩论了起来，从政治到社会，从历史到哲学，极其热烈。而在座的几位中青年学者则默默无语，问及原因，原来是对于这些政策关注不多，平时也不太习惯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其中一位青年学者感叹：“我们以前只是专注于做我们学科内部资源的研究，整个学术界也还没有形成关注当代社会、关注政治生活的风气。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向上一辈的学者们学习。”

　　其实何止上一辈学者，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关注政治、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方面就有着深远的传统。先秦诸子不必说，就是后世的“班马”“李杜”“韩柳”，乃至欧阳修、范仲淹、陆游、关汉卿、曹雪芹、蒲松龄，再到近代的严复、林纾、王国维以及“鲁郭茅巴老曹”等，对政治、对社会、对人民的关切已经融入了他们学术文章的血肉和灵魂，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家国天下”传统。

　　而对于“道”的追求，正是“家国天下”传统的核心。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熹为之作注曰：“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历代文人士大夫，就是在追求“道”的路上，形成了中国古代独有的“道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其所期望接续的，正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夫的那种“弘道”追求和“弘毅”品格。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弘道”的关键，是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这便是“知行合一”的要求。明代大儒王阳明是“知行合一”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他认为致良知便是行，但若已经有了“知”，而并未体现在行为上，并未体现在事功上，那这“知”依然并非真知，学问也并非真学问。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某些学者博学多闻、术业有专攻，但是说话做事却多有习气，道德品格多有缺憾，这样要做出真学问、大学问来，恐怕很难。

　　苏轼有言：“腹有诗书气自华。”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博览群书、好学深思不能使自己“变化气质”，试问该何以教益他人？如果所学所思只是逃避现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试问该如何接续“仁以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何以影响和改造身处的社会，乃至“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至于个别身为大学教授，行为却一身“官气”“匪气”，甚至被人戏谑为“叫兽”者，则与“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不知相差几万里许。

　　南宋末年，文天祥抗元失败被俘后英勇就义，人们从他的衣带上发现他曾写下“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这句最后的发问，足以为当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思与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