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学界，常见一“景”：不管时代展现出多么丰富炫目的色彩，一些学人总习惯躲进小楼、闭起眼睛，孤芳自赏地炮制凌空蹈虚的高头讲章、隔靴搔痒的空言浮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乍看去，烟霞满纸、宏论滔滔，细究起，充其量只是“琥珀中的风景”“茶杯里的风暴”，徒费纸墨，于事无补、于人无益。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后不久，25岁的法国政治理论家托克维尔和朋友博蒙远赴美国，考察民主制度的实际运用。“我的希望，是从美国找到我们可资借鉴的教训。”5年之后，托克维尔凭借《论美国的民主》显身扬名。1898年，世变之亟，张之洞以“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写下《劝学篇》。两年后，摆在英国媒体面前的译本让他们心头一震：“长期以来习惯于孔夫子的陈词滥调下变得死气沉沉的中国人，终于在时代的现实面前苏醒过来。”

　　时代环境迥异、治学路径殊途，但这些作品具有同样强烈的问题意识、现实品格和实践精神，直到今天仍有意义。

　　马克思说：“历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进入我国为起点，并在其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天然具有“问题导向”这一可贵品质。

　　坚持问题导向，是中国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内圣而外王、明体而达用，几千年来，有抱负的中国文人孜孜以经世之心求济世之功，形成了鲜明的治学特色。明代思想家顾宪成东林论学，阐扬入世襟怀：“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抗战时期，冯友兰作“贞元六书”，谈及初衷，他说：“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

　　坚持问题导向，更是时代的热切呼唤。当代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许多问题互相交织、叠加呈现。慷慨激昂的时代精神需要凝练，气象万千的社会变革需要研究，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需要阐释，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问题需要破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面向生活、面向现实，才能实现自身价值。

　　走向火热生活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将为自身注入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外学术思想的演进无一不是对政治变迁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回应的结果。当今时代，社会变革、实践创新的活跃程度前所未有，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学术视野、学术方法、学术路径上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思想资源和研究素材，也成为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