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约束硬措施结合 治理学术不端

——五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

　　《儒林外史》中有位牛浦郎，偶然得到同姓诗人牛布衣的一本诗集，仗着诗人孤独离世知者不多，就自刻印章把诗作窃为己有，还冒充牛布衣招摇撞骗。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要冒充他人恐怕已经不易。但是剽窃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献、捏造数据者，却依然大有人在。从近年来媒体爆出的涉嫌学术抄袭的事件来看，从一流名校到普通院校，从博导、博士到本科生，从研究所到创新型企业，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能够置身事外，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全文阅读）

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

——四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

　　近来最“红”的学者，大概非韩春雨莫属了。这位来自河北科技大学，被人笑称为“三无副教授”——无行政职务、无海外经历、无知名度的学者，连续十年没怎么发论文，但一发就一鸣惊人，其领导研发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为人类“打开另一扇基因编辑的大门”。虽然韩春雨的经历确实很有话题性，但看似偶然的成功，只不过再一次印证了学术界公认的常识：做学问要想真出成绩，首先要耐得住寂寞。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学术是一场马拉松，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全文阅读）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三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

　　当今学界，常见一“景”：不管时代展现出多么丰富炫目的色彩，一些学人总习惯躲进小楼、闭起眼睛，孤芳自赏地炮制凌空蹈虚的高头讲章、隔靴搔痒的空言浮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乍看去，烟霞满纸、宏论滔滔，细究起，充其量只是“琥珀中的风景”“茶杯里的风暴”，徒费纸墨，于事无补、于人无益。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后不久，25岁的法国政治理论家托克维尔和朋友博蒙远赴美国，考察民主制度的实际运用。“我的希望，是从美国找到我们可资借鉴的教训。”5年之后，托克维尔凭借《论美国的民主》显身扬名。1898年，世变之亟，张之洞以“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写下《劝学篇》。两年后，摆在英国媒体面前的译本让他们心头一震：“长期以来习惯于孔夫子的陈词滥调下变得死气沉沉的中国人，终于在时代的现实面前苏醒过来。”（全文阅读）

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

——二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

　　在一个古典文学的研讨会上，几位长者就当前文化领域内的某政策问题辩论了起来，从政治到社会，从历史到哲学，极其热烈。而在座的几位中青年学者则默默无语，问及原因，原来是对于这些政策关注不多，平时也不太习惯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其中一位青年学者感叹：“我们以前只是专注于做我们学科内部资源的研究，整个学术界也还没有形成关注当代社会、关注政治生活的风气。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向上一辈的学者们学习。”

　　其实何止上一辈学者，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关注政治、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方面就有着深远的传统。先秦诸子不必说，就是后世的“班马”“李杜”“韩柳”，乃至欧阳修、范仲淹、陆游、关汉卿、曹雪芹、蒲松龄，再到近代的严复、林纾、王国维以及“鲁郭茅巴老曹”等，对政治、对社会、对人民的关切已经融入了他们学术文章的血肉和灵魂，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家国天下”传统。（全文阅读）

著作等“心”更可贵

——一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

　　从前盛赞某人著述丰富，常用“著作等身”一词。在写作艰辛、出版困难的古代，能留存下几卷呕心沥血之作以遗后人，那就是“立言”的不朽功绩了。在地方志的艺文志或经籍志里，很可能要写上一笔，从而名垂青史。

　　进入现代社会，出书作文对于普通人而言都已经不是难事。尤其是近些年，学术研究逐渐进入“课题时代”，加之学术普及化的需求日益增加，书籍和著述已然褪去原有的神圣光环，成为众多流水线“产品”之一种。倘若今天还有哪位学者自诩“著作等身”，甚至把著作堆起来与自己的个头一较高下，那真是要贻笑大方了。（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