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问题不单是哲学问题，更是一个教育学问题。启蒙立人与教书育人是一体的，是二而一的问题。启蒙要以理性之光照亮人们的心灵，正是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无知走向有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

　　教育现代化不能离开启蒙精神的指导，要尊重启蒙的思想遗产。重申启蒙、反思启蒙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思想前提。面对教育与启蒙的这种“耦合”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胡金木撰写并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启蒙与教育——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启蒙问题研究》一书，深入探讨启蒙与教育的关系。

　　首先，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是教育启蒙的价值诉求。启蒙是指向人的，人是目的，捍卫人的价值尊贵性是教育的实践使命与价值追求。忽视或漠视人的尊严的教育是一种野蛮的教育。当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的发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都灌注了启蒙先驱者的大量心血。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启蒙的过程、教育的过程与祛魅的过程是一致的，都是围绕“立人”展开的。尊重人的独立自主之人格，教育要以人的方式对待人，而不能走向一种非人化与非我化。《启蒙与教育》中说：“启蒙了的教育是一种理性而自由的教育，它教给人们一种自主选择、自我决定、自我治理的能力与特质。”捍卫人的尊严在现实的教育中表现为一种主体性教育。在启蒙的精神指导下，主体性教育逐渐被人们认同且付诸实施，并在今天成为一种教育实践原则。

　　其次，教育启蒙经历了从救亡造“材”到启蒙立“人”的价值转换。《启蒙与教育》认为，不管是启蒙还是救亡，它们的落脚点都是兴学校以育人才，但所育之人才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含义。对于培养何种人才，教育现代化早期着眼于技艺器物层面，培养救亡所需之“材”，以应救亡之需；后期则着眼于思想层面，唤醒民众，以期启蒙立“人”，而后自强。在救亡主题下，人们更加关注人与教育的工具性价值，而在启蒙的主题下，人们则更加关注人与教育的本体性价值。救亡与启蒙的关系在教育上就表现为工具性价值与本体性价值的纠缠，教育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转换中徘徊向前，逐渐地祛除蒙昧、走向开明、实现启蒙的。中国教育现代化要尊重这种启蒙的历史遗产，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之间保持一种张力，破除“奴化”与“物化”的教育，而关注“人”的教育。

　　再其次，自由理念与理性精神相互缠绕在教育启蒙之中。在启蒙精神的影响下，近代中国教育发生了许多“革命性”变化，其中就出现了一种“杂糅式”的自由主义教育理念。这一教育理念在价值目标上表现为关注人的价值、彰显人的主体性以健全国民；在教育方式上则强调人性化教育，以人性化的方式对待人，反对奴化与物化教育。教育的这种“革命性”变革并未在近代中国大地普遍生根发芽，理性主体与理性精神的缺席是自由主义教育理念失败的基本原因。近代中国缺乏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与民众普遍存在着一种非理性的情绪，是教育启蒙历程不顺的一个重要原因。时至今日，面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在教育领域中，告别理性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命题。培养理性而自由的主体性公民仍然是当前教育的重要任务。

　　最后，当代中国教育面临着双重转型与双重启蒙的任务。当代中国教育现代化表现出一种双重转型的局面，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促进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要警惕现代化可能带来的问题。教育转型这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存的境遇催生了启蒙话语的双重性，启蒙话语与后启蒙话语同时存在。《启蒙与教育》认为，若离开了这一双重转型语境，要么忽视中国发展的本土性而进行生拉硬拽式的话语移植，要么无视世界发展的国际性而进行自鸣得意式的闭门造车。只有秉持双重转型理论，中国教育研究才能摆脱非此即彼、不东不西的理论困境，才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的教育学理论。

　　鉴于中国特殊的教育现代化语境，教育研究者需要立足启蒙的双重性，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后、教授）